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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联通垄断:厘清话语权边界才能保证改革

2011年11月19日08:51
来源: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陈一平 北京报道

  网络时代,舆情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更是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在发改委启动对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反垄断调查的“破冰之旅”时,以央视为首的媒体迅速形成了一轮舆情,社会公众对此充满期待。但是,随着电信行业媒体《人民邮电报》的“立马横刀”,以及顾忌到电信联通的“副部级”官方背景,情绪高涨的人们不由得冷静下来:本次舆情会如以往成为改革的动力吗?为此,本报专访著名企业风险管理专家、北京智慧联合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决策委员会主席、恐龙(KOLONG)数据首席风险分析师雷雨先生。

  《华夏时报》:对电信与联通的反垄断调查,虽然没有最终的调查结论,但是发改委依然对外公布,央视作为“龙头”媒体,更是率先“发兵”,直指电信与联通垄断弊端。但是《人民邮电报》的“半路杀出”,以及新华社的“摇旗呐喊”,无疑昭示一场“较量”即将展开,这意味着什么?

  雷雨:改革历来就是一种冲突和较量。但是,对于工信部下属媒体、代表运营商声音的《人民邮电报》的“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 “头版”文章指责,以及新华社认为发改委“欠慎重”的评论,相信社会公众还是大吃一惊的,因为没有想到“阻力”会这么大。社会公众做出此次反垄断调查案将以“消极结局”收场的预期,实际上是公众对舆情能否成为改革的动力表示怀疑。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舆情成为改革的动力呢?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

  雷雨:舆情成为改革的动力,简单的理解就是民意不可违。尤其是网络时代,当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汇集到一起,形成了有效舆情,政府就开始重视这种舆情,并做出相应的改革或处理举措。我们以2010年“一报一社”关于房地产调整的舆情为例。

  2010年3月28日至4月2日,新华社以《红火景象下的楼市之忧》为开篇评论,连续6天播发评论,对房地产当前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其话题包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楼市交易中的投机行为、权房交易中的官员腐败,以及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等。而《人民日报》也从4月1日开始,以《房价今年会怎样》、《“地王”会不会消失》(4月2日)、《预售制能否取消》(4月6日)3篇报道相呼应。“一报一社”的文章迅速被各级媒体广泛转载,并配以深度解读和大量现状调查与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舆情导向,最终形成以京版“国十二条”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法规纷纷出台并切实执行,令曾经疯狂一时的房价遭遇迎头痛击。这就是典型的舆情成为改革的动力的例子。

  《华夏时报》:本次电信联通垄断案是由中国经济最高管理机构发起的调查,权威媒体央视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网络媒体也紧紧跟进,可以乐观吗?

  雷雨:舆情能否成为改革的动力,关键看能否形成一轮有效的舆情。2010年房地产调整事件中的舆情,由于是“一报一社”率先发起,其中新华社在中国传媒领域地位超然,《人民日报》更是执意识形态之牛耳,加之网络媒体的介入,由此形成了一场有效的舆情,最终成为改革的动力。而本次电信联通垄断案的舆情形成中,虽然央视最先“发力”,但显然与2010年由 “一报一社”率先发起的房地产政策调整舆情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能否产生有效舆情也是值得质疑的,不能形成乐观预期也是必然的。

  《华夏时报》:能否具体分析一下其中的差别或缘由?

  雷雨:第一,从传统媒体来分析,虽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但传统媒体仍然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以传统媒体为起点发起的舆情,无论是舆情压力、舆情风险和最终的舆情效果,在很多时候较于网络媒体还是处于优势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1月9日至今,传统媒体关于本次反垄断案的报道为2300余条,其中报刊1859篇,电视269(栏目/次),广播211(栏目/次)。仅从数量看,似乎可以认为是一场大规模舆情的起始。但是,大量的报道或是重复发改委的通知,或是分析发改委的态度,没有关于电信和联通垄断现状的深入调查,没有关于通信业企业的生存状态勾勒,没有业界人士和法律人士对于垄断形成内外因的剖析和应对策略,甚至没有发改委有关人士关于此次调查最终期望结果的明确表态。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以媒体为媒介的广泛文件传达,而不是一场借诸媒体的公众社会政治表达。

  第二,本次反垄断案,虽然网民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但对新浪、搜狐、天涯、猫扑、凯迪、强国、网易等多个知名论坛网民舆情进行监测分析,网民的评论很快脱离了针对电信和联通的调查,而变成对包括石油、电力、铁路等所有领域的垄断现象的揭露和声讨。这种“一事未毕再生一事”和“处处开花不结果”的做法早已是网络的通病,它使人们很难持续地关注一个社会问题,也就很难让公众的社会政治表达理性、连贯和有效。同时,如果网络上的声音集中于电信和联通垄断地位的探讨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行政主管部门的反思和自省,起码也会对行业现状有了多维的思考,这对于逐渐规范行业和企业行为是有益的;而如果像现在网络上这种万炮轰鸣的做法,反而会令政府部门心生反感,更会认为这是公众对大型国企的误解,这种情绪的反弹最终无非是引向三个结果:一是置之不理,用时间平息舆情;二是用政府力量强势介入,扭转舆情方向;三则是着眼于扭转公众意识形态,树立社会精神新秩序。无论哪种结果,实际上都同舆情的初衷南辕北辙。

  第三,从历史上看,对于通信产业垄断地位的质疑声时有发生,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由此而形成的舆情更是难成规模,更妄论最终效果了。多年以来,媒体对于电信业垄断的报道何止百余次,但无不是零星松散,难成气候,更多的则是刚一开口,旋即无声无息,即使是小规模的舆情也是乏善可陈。这一切,或许都是电信业深厚的官方背景所致,大的舆情景气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一次会不同呢?

  第四,与房地产业相比,电信业的民生权重系数不够。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对于民生问题高度重视,一旦涉及这一范畴,为避免发生不愉快事件,各级政府往往会选择息事宁人。也正因如此,凡涉及“菜篮子、米袋子、新房子”之类的民生必备资源问题,政府机构的处理态度便相当谨慎。但各级政府机构对于民生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至于宽带接入的费用是否过高,网络使用成本能否被公众接受,对于忙于应付各类基本民生问题的官员来说,是完全可以搁置和漠视的。毕竟,不上网对生活基本质量没有太多影响。

  最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久的将来,有媒体刊登出一篇貌似公允、实则为电信业诉苦喊冤的报道,或者学者指出电信业发展应符合中国国情,又或者是一篇充满学术味道的策略报告,我们便有理由相信,此次“破冰之旅”的反垄断案舆情可能就胎死腹中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不应该发生的情况。

(责任编辑: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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