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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企业家:好人盖茨的慈善冒险

来源:《环球企业家》
2010年02月22日18:43

  全球最大慈善基金会的中国启示:造福贫困的善举也需要“离谱”的创意

  文 《环球企业家》 王文静

  在严谨、甚至保守的商业社会里,即便找到一家最具冒险精神的投资机构,也很难仅凭一纸计划书就获得上百万美元的资助—但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可以。

  “世上竟有这等好事!”这是谭光宏对于盖茨基金会举办的“探索大挑战”活动的第一反应。虽然是海南医学院热带病重点实验室的教授,但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有16年,谭的身份是一名儿科医生,而他的两个学位分别是临床医学学士和肿瘤学博士。不过最终他迷上了热带病研究,在进入实验室工作后,他脑中常常会有一些新奇想法一闪而过。

  所以,对于谭光宏这样一个“半路出家”者来说,不问出身和经验的“探索大挑战”简直就是一个惊喜。这是盖茨基金会耗资一亿美元在全球开展的一项竞赛,从2008年开始,它已进行了两轮。其针对那些能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健康情况的项目,只要有耐心填写完一个两页纸的申请表,甚至无需提交初始研究数据,就有可能获得10万美元的首期资助,进而100余万美元的后续支持。前提是,你的主意足够独特,并且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听上去,条件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原创性”大大提高了申请者的门槛。在选拔过程中,盖茨基金会用四个月的时间通过7次审核才把最值得投资的项目选了出来。

  作为第二轮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获奖者,谭光宏想出的是一个关于研发疟疾疫苗的新主意。他设想用基因工程的方法除掉疟原虫子孢子的一个基因,令其生长停滞于肝细胞内,表现出“减毒”的功能;同时将另一个增强免疫能力的基因转进该疟原虫子孢子中,获得一种能够诱导更强的抗疟免疫能力的新型疟原虫株。这样,通过基因的一减一加,一条免疫增强并全虫减毒的疫苗研发新路线就诞生了。花了两天时间梳理思路后,赶在征集结束的前一天,谭点击鼠标,作了提交。

  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在收到的近7000件申请中已资助了185个项目,除了中国外,其还分布在包括美国、英国,甚至喀麦隆等28个国家中。“探索大挑战”所能燃烧的创新火焰是如此的光怪陆离,比如同样针对控制疟疾的获奖项目里,还有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小组通过在房屋周围设置蚊帐,将其变为捕蚊器,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使用光线照射,来物理性破坏蚊子的感官系统,从而使它们无法找到人类宿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切断病毒传播源的思路。而这也充分说明了盖茨为何花大力度投资于预防性医疗服务——“因为那里没有被认可的衡量标准来告诉市场如何挑选最佳的创意。”2010年1月,在盖茨基金会的年信中,他这样写道。就像盖茨曾经在微软独创的“补丁日”一样,他正试图在非盈利性质的公益组织中也培养一种新的企业文化,甚至投资文化—让“离谱”的创意激发慈善的终极想象。

  慈善冒险

  1997年,微软总部附近一家披萨店的楼上,一间小办公室正在承担着比尔·盖茨初创微软时那个著名车库的角色。不同的是,彼时的微软已经垄断了全球的电脑操作系统,而这间小办公室中孕育的也不是软件,而是慈善。这里新创立的盖茨基金会将正式宣告已是亿万富翁的盖茨另一个身份—慈善家。

  或许将盖茨这两个身份放在同一维度下如此比较,当初来看免不了一些作秀嫌疑。但九年之后,盖茨基金会获得了股神沃伦·巴菲特300多亿美元捐款的承诺,使它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2009年是盖茨告别企业家身份,全职投入到基金会中的第一年。为了融入这个新角色,盖茨一周要阅读超过十本相关方面的书,每个礼拜都会就他感兴趣的题目,邀请世界上最有名望的相关专家讨论,话题从结核病到水稻的种植周期。更重要的是,他时刻谨记着巴菲特2006年给他投资时随同奉上的一句“忠告”:“不要只做那些比较保险的项目”。

  2007年,盖茨基金会来到了中国,这是除美国西雅图总部之外,其在海外设立的三个办事处之一(其余两个分别在印度新德里和英国伦敦),而艾滋病防治则是它所选择的最初试水项目—这也充分体现了盖茨基金会的“冒险”精神。

  中国艾滋病的分布还并未呈片状扩散态势,正是防控它的最好的时机。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也相比印度等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强,其出台了包括《艾滋病中长期规划》、《艾滋病行动计划》、《艾滋病条例》等等政策保障。盖茨基金会承诺给予中国500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该项目,并将在全国包括北京、哈尔滨、上海、重庆等15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为期五年的工作。

  然而即便如此,盖茨基金会仍需面对许多残酷的事实。截至2009年10月,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患者预计约74万人,而他们中实际接受过检测的不到一半。虽然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组织已经为此努力了多年,但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没有有效的艾滋病疫苗—对于人口是美国数倍的中国来说,如果不及时阻止这一暗流,五年时间就足以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如何发现感染者并加以控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的方法是通过全国统一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依靠全国的医疗网络工作,随时了解病情。但在中国,问题却被层级化。如果县级医院发现传染病,就要报告给市级,然后一级一级往上反应。这样很容易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反应速度大大减缓,其二,层级之间并未达到无缝沟通,关于责任的担当问题,就会经常出现矛盾。这种特殊的国情也造成了盖茨基金会在这里开展的艾滋病防控工作没有任何样板路线可供依循,唯一能做的只有打破故有的运作模式。

  牵手NGO

  力挽狂澜的重任落在了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叶雷的身上。他曾先后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工作过23年。尽管出生在台湾,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叶雷仍可被称为一个“中国通”。1998年到中国大陆工作后,他走遍了各个地方,尤其重点考察了农村以及贫困地区。而对中国艾滋病情况了如指掌的他在2004年与盖茨第一次见面时,后者正考虑是否在这里建立相关项目,这为其此后成为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埋下了伏笔。

  叶雷了解中国的情况,也知道如何与政府相处,所以他给出的办法是在医疗机构和CDC中间引入起着桥梁作用的社会组织(NGO),组成三位一体的模式。这无形中也让盖茨基金会在传统的单纯提供资金之外,实际参与到了策划执行的工作中来。“我们愿意为项目在中国的有效执行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盖茨也希望中国有基金会的工作团队在。”叶雷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中国,医院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通常会开处方让患者到CDC去拿药。CDC每三个月要对他们进行检测,而医院也要对其进行生化和血液检测,这就意味着感染者需从不同的地方获取检测结果。另外,由政府机构出面与感染者沟通,容易让对方产生逆反心理,如果由NGO出面,效果就会好一些。而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张云向本刊介绍道,相比其它机构更注重向社会宣传、从未感染的大众着手的方法,盖茨基金会直接选择针对高危人群和感染者开展工作。事实上,这是最难的。首先,这样的人群很难找到,就算找到他们,也难以让其自愿合作。而解决此的秘密武器仍然是NGO,特别是那些感染者或特定人群自己的草根组织。比如在北京,有一些感染者,就已经穿上了白大褂并佩戴上了工作证,成为了CDC的一名咨询员。因此,建立三大机构协调合作的创新机制,对于艾滋病感染病例的发现、随访和治疗管理都将会大有改观。

  目前,全国已经有300多个NGO加入了盖茨基金会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其5000万美元的经费中也专门有2000万美元用来支持它们。这种直接将资金大规模地拨付到NGO手中的方式,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中国的NGO仍处在各自为营的初级阶段,且内部拥有的专业人士不多。这些因素不仅使它们生存艰难,也让其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所以对于NGO的工作情况,盖茨基金会也特别重视监控措施。它需切实确认效果,才为其支付相应费用。基金会有一套自己的统计系统,并非按照NGO干预多少人来计算,而是要看发现了多少感染者,有多少人来检测,此后又做了多少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是否持续关怀这些感染者等等。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目标是,在五年之内使干预覆盖面达到高危人群的60%,让检测出来的感染者至少90%能够得到流行病学的调查。

  创意困局

  盖茨基金会从来都乐于接受挑战,但在眼下的中国,并不是每个项目都能像艾滋病防治一样找到突破口。比如它至今尚未全面展开的控烟项目。

  全球不仅生产的三分之一烟草来自中国,三分之一的吸烟人群也集中在这里。而与此同时,中国有7%到8%的税收、400多万人的基本收入也依靠烟草产业。这对控烟工作来说,算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目前,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只能通过“迂回”的策略取得一些研究方面的进展。它已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提供10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并测试可以影响医疗行业从业人员戒烟的模型。此外,还通过全球烟草技术支持协会为美国艾默利大学提供1400万美元用于支持其与中国的一些城市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共同研发有效的烟草控制措施和政策。

  而事实上,在盖茨基金会开展的“探索大挑战”活动中,中国方面也同样面临着方法匮乏的困局。来自中国的创意申报只占到总数的3%左右,真正脱颖而出者更是寥寥无几。在其两轮选拔收到的191份中国申请中,获奖的只有4份,其中还有两份来自中国香港。一位盖茨基金会项目官员对此解释道,大多数中国申请者只是希望得到资助来支持已经存在的概念或证据,而不是在寻求突破和创新。

  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独创的成功经验可以推广到全世界。比如盖茨就试图用中国的农业技术解决非洲等贫困国家和地区的温饱问题。

  2008年8月,看完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二天,盖茨就飞往海南。在那里,他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贫苦与病痛,这样的感觉与他曾经在非洲感受到的一样,他认为盖茨基金会必须加快农业扶贫的脚步。

  那时,盖茨已了解到中科院院士、农科院首席科学家黎志康提出的“绿色超级稻”计划,这种水稻就像一个自动免疫系统,不用施肥、防虫,自己成长。此前,盖茨甚至找到黎志康让其详细讲解。而回到西雅图后,他和他的团队用最快的速度推行了这一计划,为中国西南地区,乃至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培育相关品种。

  受经济危机影响,盖茨基金会在2008年的资本缩水20%,从此前的387亿美元下降到351亿美元(截至到2008年10月)。但即使如此,盖茨仍然将基金会2009年的慈善赠款从33亿上调到38亿。“梅琳达和我认为基金会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投资于那些不被资助的创新项目。”盖茨说。

  或许是“二八定律”太过深入人心,使得社会尤其在可以造福穷人的创新方面缺乏足够重视。在盖茨所熟悉的科技界,13年已足以创造一个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或者让乔布斯重新创一次业。然而在盖茨基金会成立的第13个年头里,改变以上偏见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责任编辑:王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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