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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维权”

  来源:《科学新闻》杂志

  5月18日,对于2008年的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细胞因子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诱导免疫耐受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陆道培教授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真是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少了我的名字。

我是这个成果的领军人物,当初构思、组织、具体的实施都是我负责,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名字是次要的,权利是重要的,此次我不仅仅是揭露采用学术不端行为骗取国家奖项,我也是在维权!”

  在5月7日,陆道培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开了有关该奖获得者排名第一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存在的问题,“我们揭发他的四个问题——造假、剽窃、侵夺、欺骗”。

  从2008年12月21日知道采用学术不端手段“骗奖”甚至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开始,至今5个月过去了,陆道培表示,由于相关单位处置不公,自己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暗战”升级

  2008年12月21日,陆道培出席中华医学会常委会的前两天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黄晓军申报的并将在常委会通过的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的项目“细胞因子诱导免疫耐受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存在剽窃、侵夺他人学术成果,伪造科学事实等学术不端问题。陆道培对该申报项目获奖提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起骗奖行为,请求中华医学会调查此事。

  陆道培的抗议没有作用。2008年12月31日,中华医学会公布的关于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奖励的决定中,黄晓军申报的研究获得一等奖。

  1月9日,“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华医学会网站的信息称,获奖项目均依据《中华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规定,经单位推荐,中华医学会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中华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对形式审查合格项目进行初审、公示及终审[1]。

  有异议的申报项目仍能“过关斩将”获得大奖,对于陆道培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其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有领导曾找陆道培协商,可否将他的名字排在第二位(此前申报的材料中没有列出陆道培),以此来顾全大局。

  但是,这一次陆道培没有答应。陆道培认为,推荐材料中存在大量欺骗性的东西,“签署我的名字岂不是要我承认造假的东西?”即使抛开那些造假的东西,此前陆道培在该项目通过人民医院申报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时,院里就要求他顾全大局,把代表人民医院的黄晓军排在申报人的第二位。“实际上应该是纪树荃排在第二位,不能再犯‘顾全大局’的错误了。”陆道培说。

  2月24日,陆道培等九人以实名联名向中华医学会递交了翔实的证明,证明黄晓军等采用学术不端手段骗取中华医学科技奖的举报材料,请求中华医学会独立调查并撤销其所获的奖项。

  在5月13日陆道培和纪树荃联合署名的《反映黄晓军所在单位对其学术不端的袒护》信中提到,中华医学会接到举报后要求北京大学医学部调查此事。“医学部领导找黄晓军谈话,据说要求其逐条回答陆道培等专家所举报的造假与侵夺、剽窃等问题,并责成人民医院办理,但一个月后迟迟没有得到任何结论。”

  无奈之下,陆道培等不得不于3月27日通过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将举报黄晓军以学术不端行为骗取中华医学科技奖的材料转至教育部部长周济,上述三部门批转北京大学要求调查黄晓军的学术不端行为。

  4月15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道德委员会、奖项推荐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学术委员会联合组织会议评议此事。

  对此,陆道培是十分有看法的。因为按照《中华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第四章罚则中第十七条规定,“推荐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或协助他人骗取中华医学科技奖的,由中华医学会通报批评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让可能因“结论”而受到处罚的“推荐单位”进行评议,其“结论”的客观公正和公信力可想而知。但陆道培采取了相信组织积极配合的态度,亲自到场一一列举说明情况。

  北京大学医学部两办主任肖渊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有关此次事件的评议,都是按照相关程序进行的,陆道培与黄晓军双方也都到场进行了陈述,最后经过专家评议给出了相关的报告并呈送给中华医学会。“过程是合理的,也是公开透明的。”

  而在4月15日晚,黄晓军请求与陆道培见面并发手机短信威胁,“听说您要将我置于死地,这样对你我都不好,我也获得了您以前报奖中对您不利的证据,我不希望将这些证据朝着不利于您的方向发展,但我担心您将我逼上绝路,我们真该好好谈谈来结束这纷争”。对此,陆道培未予理睬。

  4月16日,该评审会议得出的结论认为,“在获奖人黄晓军等提供的材料中未发现明确伪造实验数据的证据,但存在数据有误、标注不清、表格不规范的问题;根据目前双方提供的材料,对举报人提出的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问题难以作出明确结论。对黄晓军等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的处理意见建议由授奖部门决定。”

  同一天,方舟子将有关此事的举报信登在新语丝网站上。方舟子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举报信附了论文数据的比对,我核对过,黄晓军伪造论文数据的行为是很明显的,很容易就可以认定。至于他是否侵夺他人成果,需要查看大量的资料才能认定,我没有这个条件。”

  然而,5月4日,经自己要求,拿到报告的陆道培对于评审会议的结论并不认可,他和纪树荃认为,由于评议单位在获奖的整个环节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对举报人所举报的内容并未作认真、客观和公正的调查,上述结论显然是不公正的、偏颇的,也应该说是可以预料到的。

  核心争端

  5月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陆道培等人向媒体公布了黄晓军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

  其中,关于黄晓军大量学术造假、剽窃、侵夺“GIAC移植体系”是关于奖项的核心问题。

  陆道培与纪树荃认为,他们所提供的大量殷实证据证明GIAC方案无论从最初的理论基础、具体技术细节以及命名都是由陆道培创建的,这在2006年申报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时就已认定。而黄晓军对此的答复是“显然GIAC技术体系的建立是包括陆道培、黄晓军、刘开彦、许兰平、刘代红以及韩伟等集体劳动所为,并不是陆道培一个人的专利”。即使按照他的说法,创建该体系的集体成员中陆道培的名字也是放在第一的,至少缺谁也不可缺少陆道培的,而2008年奖项中却没有陆道培的名字,这是明显的,别有用心的剽窃、侵夺行为。

  北京市道培医院内科教授、移植中心主任吴彤表示,陆道培建立并命名了GIAC方案,而陆道培领导的团队是重要的参与者。

  但是,调查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结论是:根据目前双方提供的材料,对举报人提出的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问题难以作出明确结论。

  而在黄晓军申报奖项时所列的论文中,被指侵夺第一作者姓名。

  陆道培指出,黄晓军将多篇文章的位于他之前的作者名字去掉,在所列文献目录中均被写为“黄晓军等”,这是侵夺第一作者姓名。黄晓军给出的答复是“论文中作者的标注方式有三类:标注了论文的所有作者;只标注了论文的部分作者;没有标注论文的作者,申请人采取了第二种标注方式”。

  陆道培认为,即使按照“第二种方式只标注论文的部分作者”,也应当是按照作者顺序从前往后排列,而不是把前面的作者删掉,均列为“黄晓军等”,这种做法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比如,国内首篇最重要的应用GIAC方案进行单倍体相合移植的论文(中华血液学杂志2004;25:453-457)是陆道培指导韩伟完成的,所以署名韩伟,陆道培,黄晓军等,但黄晓军删去其姓名前的韩、陆两人,将推荐书中鉴定书的主要技术文件目录及来源部分所列的该论文篡改成“黄晓军等”,类似的篡改作者顺序现象在此部分竟达8次之多,把非黄晓军为第一作者的文章均写为黄晓军等。面对已发表的论文的客观证据,调查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竟然对此并未给予任何结论。

  此外,对于黄晓军涉及的数据造假、欺骗等行为,陆道培也都向《科学新闻》展示了他们的分析和对比等证据。

  对于此次争议,5月14日,《科学新闻》致电黄晓军教授,被告知“目前我暂时不想说什么,以后想说的时候我再跟你联系”。

  对于黄晓军的沉默表现,陆道培表示:“他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

  5月19日,《科学新闻》致电中华医学会,该会办公室的杨凯表示,目前医学会在展开详细的调查,具体情况不便透露。

  对于陆道培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的情况,肖渊表示,从医学部和人民医院来说都没有明确的官方反响。“事实上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学术争端。”

  对此,陆道培也十分有看法。在没有最终的调查结论前依据什么定性为“学术争端”,况且即使按北医和人民医院所作的不公正的、偏颇的结论也说明决不是什么“学术争端”。往“学术争端”上误导,无非是要规避中华医学会按条例可能受到的处罚。

  对于中华医学会的调查,肖渊认为医学部和学会之间有着充分的沟通和协商,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所有的判断都基于证据,目前专家们的结论就是基于由陆道培院士提出的材料”。

  清理门户?

  对于此次事件,方舟子表示,用虚假成果获得国内的科技奖,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我们以前也多次揭露过。这个事件比较特别的是有多名科研人员联名实名举报,而且获奖者以前的导师还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揭露前学生。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认为,现在学界,造假容易打假难,即使被发现,本单位的所谓查处,也是避重就轻,拍两下抚慰拉倒。“这个事件由于专业性太强,我辈不好评判,但有关单位为何不出面请第三方鉴定?教育部的那个学术道德委员会是吃饭的吗?”

  苏州大学尤小立副教授则表示,学术不端审查的机制不健全、不合理是导致此次院士告弟子的原因。这次是涉及院士,算是院士维权。院士维权都如此之难,遑论一般学者。可见,健全机制已经成了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

  尤小立认为,在此事中,讨论或者猜测陆院士的主观意图没有任何意义。需要看的只能是事实。证据确凿与否需要权威的第三方鉴定,并且公布鉴定结果。当然,黄晓军也需要出面解释,他也有申诉的权利。

  方舟子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有很多对造假行为的揭露都是由有个人恩怨的人做的,往往也只有他们最知情。“我们不应该去管揭露者抱着什么样的动机,而要看他的揭露是否属实。对有充分依据的揭露不管揭露者是什么动机,都应该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尤小立表示,评奖只是刺激科研的手段之一,不能成为唯一。这本来是常识,但现在大家都不把常识放在眼里。为获奖而研究,不可能把中国科学研究水平搞上去,相反只能促发更多的学术不端。

  对于颁奖的中华医学会,方舟子认为,该学会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极不严肃、极其不妥的。在评奖过程中,只要有人对报请的成果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就应该先作调查再决定是否颁奖。尤其是对多位知情者的实名举报,更应该认真对待。作调查应该由独立的调查组来做,而不应该推给被举报者所在的机构,特别是当被举报者的地位比较高、权力比较大、能给本机构带来重大利益时,它们会尽量保护他。独立的调查组应该邀请与双方都无利益关系的外机构专业人士组成。

  方舟子担心,此事很可能会像此前被揭露的绝大多数造假事件一样,最后是不了了之。他建议,除了中华医学会应该自己进行调查之外,资助黄晓军研究的国家有关部门也应该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结果属实,应该取消奖励,收回其科研资助,禁止他以后在若干年内申请科研资助;发表其造假论文的期刊应撤销造假论文,禁止他在若干年内在该期刊发表论文;黄晓军所在的机构也应该对他作出降级或开除的处理。

(责任编辑: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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