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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应改名为“国家生物物种保护局”

  4月17日,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环保报告文学《没有大树的国家》正式面世。该书是光明日报记者、环保作家冯永锋的第4本环保著作。这一次,他关注的是中国的天然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同时,他的目光也扫描到了中国自然保护工作者的艰难处境,认为他们是“地球上最濒危的物种”;作者认为,在这个时代,国家林业局应当改名为“国家生物物种保护局”,否则,在自然保护上仍旧会出现诸多的偏差和谬误。

  这本220页的书写到了最近发生在福建江西吉林海南云南四川北京等地7个方面的故事,每个故事既有独立性又相互支撑,它们共同证实一个现象或者说趋势:中国的天然林覆盖面越来越少,中国的生态系统面临全面崩溃。从每章的篇名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拉近了自然与人的关系,用人的思维去体验自然,以让更多的人容易体验自然与人的血肉关联。

  该书秉持了作者前三本环保书籍《拯救云南》、《不要指责环保局长》、《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的品质,依据丰富的调查和良好的通感,这本书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话,指出了许多人无法指出的真相,表达了许多人难以表达的观点。

  一、 中国是个“没有大树”的国家

  作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态保护水平,看治污能力是浅层次的,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每平方公里有多少大树在自由生长”。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去带着读者一起看一看,全国各地,“平均每平方公里到底有多少大树”,这种树的数量是在下降还是在上升。

  中国当然有大树,中国不少地方甚至有“古树名木”,有历史树、文化树、特异功能的树,几百年上千年的树。可是,很多树都是孤树,真正有生态效益的树,能够传承自然基因的大树,很少。作为人来说,孙子孙女要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光是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是不够的;山上的树也是这样,小树要活在大树、老树的身边。要成为一个好人,光和亲人、熟人生活在一起是不行的,必须和不同的人、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的山上只有小树、同样的树,那么这些树也不可能成为好树。

  二、植树造林也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生态不是建设出来了,作者反对简单的、盲目的植树造林。作者认为,如果是为了生态恢复,在中国所有有土壤地方,都不需要种树;只需要减少人类活动的干预,生态系统就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和演替能力。当前,破坏生态的力量有很多种,中国有许多人在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这些逻辑清楚、推论明朗的生态伤害行为必然要遭到严惩;但最可怕的是各种打着为了保护生态的名义而实施的造林工程、种草工程、小流域治理工程等,这些工程可能不但没有起到生态救护的作用,相反,在严重地伤害着生态,而且让时人难以评价和反对。因此,对“生态工程”本身,对植树造林运动本身,也需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其实中国不需要植树,中国需要的是“自然恢复”,所有有土壤的地方,只要人类不进行干预,在几年之后都会长出天然植被,形成符合这片土地本性的天然生态系统。最后慢慢地演替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或者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而没有土壤的地方,如果它们的本底就是岩石生态系统、沙漠生态系统,那么同样需要尊重。需要“种树”的大概是土地退化的地块,但这些地块同样也未必需要人工种树,更需要可能是自然的休养,只要人类不干预,它们也有可能复原。

  也是受写作过程的启发,作者发起了“认领大树”活动,目标是保护非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天然林”或者说“天然生态系统”;方法是告诉大家:不要去种树,而是去认养树,让那些本来已经长得不错的天然树,不再遭受人类的破坏。目前,这个活动正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土风计划和搜狐网的支持下,顺利推进。

  三、 林权改革要倡导“社区协作”

  首先,作者明确怀疑林权改革的可行性。林权改革的方式借鉴的是农业改革的方式,而农业改革三十年中,过度强调“发展”,没有强调“保护”,而林权改革如果也只强调“发展”,不强调保护,必然给中国的生态带来全面的“替换”,中国为数不多的天然林、中国残存的极少的天然林里的大树,都会在短期内被轮伐一空。

  2008年,林权改革全面推进,因此似乎无可更改。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方式是刺激发展力量和保护力量的最有效办法。但生态本身是浑然一体的,过度的分割和确权,实际上不利于生态保护。因此,林权改革如果非要推行,也要设计一种更好的“社区协作”模式。以村庄的集体林权分配为例,可以先成立村庄发展协会,以经营集体林地;同时,按照林权改革的方案,把集体林权按股份分配给个人,然后每个人拿着股份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协会入股,由协会来共同经营。这样,既保护了村民的利益,又能够让减缓生态破坏的进程,还有利于修复村庄因为自私过度而出现的分裂和孤独感。

  四、林业工人应当转型做“自然研究员”

  这几年,国家的林业部门确实有向自然保护部门偏转的势头,虽然国家林业局仍旧没有改名为“国家生物资源局”,也没有并入国家环境部,但是林业部门的职能转型是大势所趋。

  在中国就是这样,所有转型的痛苦、所有决策失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都得由下层人民来直接承担。林业转型过程中,首先要承担这个转型代价的,当然是林业工人。因此,当许多人仍旧在支持种树的时候,公众心中能涌起一种怜悯:林业工人生活艰难,给一点钱,也算是刺激一些业务,让大家多少有事可干。

  但这种想法对生态是有害的,对林业工人的转型也是有害的。为了保护生态,全国人民是需要拿大量的钱来支持林业,国家也仍旧要支持六大、七大、八大林业工程,只要这些工程的着眼点是生态保护、是自然保护,那么我们不仅应当义无反顾,而且应当投入更多的智慧、精力和财富。

  要帮助林业工人转型很简单,在此时,只需要把林业工人转型为另外两种人,而不是再转型为“种树人”,就会对中国的自然保护形成极大的正向力量。当然,这一切的理论前提,是要用“封山育林”来取代“植树造林”,要用“生态的自然恢复”,来取代“生态建设”。

  一是转型为巡护人员。自然界是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防守、看护的,传统林业工人转型为护林员,具有良好的先天条件。

  第二是转型为本地自然界、本地自然保护的研究人员。要保护自然就必须正确地认识自然。要保护自然就需要每个地方有足够数量的掌握本地自然细节的研究者。而实践经验丰富的林业工人转型为自然研究人员,奠定了自然研究最完美的基础。许多人尚未认识到这个转型方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许多人仍旧认识种树、挖坑等体力活在中国生态保护界仍旧有价值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的种树运动,不仅对生态保护无益、有害,而且也延缓了中国自然研究向高水平发展。中国的自然界,家底有多深多厚,其实没有几个人明白;每年中国的自然界发生了多大的波动和变化,也没有几个人知晓。

  而如果我们不再种树,不再把钱用来挖坑、育苗、栽植、维护,而是把“种树”的钱,化为这些研究人员的经费,就不仅能保护生态系统的天然性,能加快中国的生态恢复正常进程,而且有利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批科研的骨干力量。只要每个地方都有一批人在持续地研究本地的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价值就会得到更加隆重的、准确的尊重,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科技创新”,也才会有足够的民间基础。因为,一切的原始创新,都是民间自发的,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一定要纯自然形成一样。

  五、 销售本书的利润用于支持“自然大学”

  2007年,冯永锋发起了“自然大学”项目,激发各地的环保组织带领本地的公众关注本地的环境。这个项目在北京、厦门兰州天津等地得到了良好的推广;北京的水学院、鸟学院、植物学院和研究中心都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效果显著;“持续地关注自然”理念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

  冯永锋认为,全国的省会城市和一些重要城市都应该展开这个项目,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激发公众主动认知的精神,而且能够正向改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项目对于有环保NGO的地方,能够夯实其与本地公众的关系;没有环保NGO的地方,这个项目可以孵化出一个NGO。

  法律出版社总编助理赵利铭相信,中国的环保读物时代正在到来,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甚至有望成为中国的《寂静的春天》;作者也相信2008年《没有大树的国家》能够销售出一定数量。为此,“绿家园志愿者”准备从出版社以六五折的价格购进一批书,全价销售给关注环保的人士或者机构。每本书可产生10元左右的利润。如果能够销售出足够的数量,就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愿意开展自然大学项目的NGO。

(责任编辑:史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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