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放大镜看去，那个比小手指指甲盖还小的屏幕上正在播放画质清晰流畅的哈利·波特电影。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显示器，面积仅7.2平方毫米，可以达到320×RGB×240的分辨率。更特殊的在于，它不是液晶制品，而是由某种生物聚合材料构成，能够自然发光，既环保又不伤眼睛。

　　在爱丁堡苏格兰微电子中心（SMC），MED微电子显示器公司的战略市场总监伊恩·安德伍德（Ian Underwood）说，他们刚刚研制出的这款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新一代手机、数码相机和摄像机，作为取景器；甚至可以直接在眼镜上播放视频娱乐内容，或者装备最前卫的“电子时装”。在载入吉尼斯纪录的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来自日本NHJ集团的订单。未来五年这一市场的需求预计将每年增长5000万个单位。而由于在微电子显示器领域的一系列创新，1999年凭风险投资成立的MED公司2005年市场价值达到2500万英镑，比2004年增长了99%。

　　以“微小”的力量推动大的变革，并创造巨大的价值，MED的成长历程正是近年来苏格兰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隐喻。苏格兰，这个长期以来蛰伏于不列颠岛北部高地，以“羊毛、风笛、威士忌”等乡村景象作为象征符号的地区，正在成为欧洲又一个创新发源地。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FDI杂志将苏格兰评选为2004/2005年度“欧洲的未来之地”，认为苏格兰在投资吸引力上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地区。

　　改变大世界的小民族

　　虽然属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苏格兰因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一向具有鲜明的地域形象。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千年恩怨，是英国历史的主线之一。民族、语言、政治、宗教之间的种种爱恨纠缠，在今日格拉斯哥两支足球队——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之间那以激烈持久著称的“老字号”德比大战（Old Firm rivalry）中仍然可见端倪。

　　不列颠岛南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势较为低平，多丘陵山地的苏格兰便凸显为“高地”。格兰扁山脉（Grampians）自东北向西南斜贯苏格兰中部，其主峰尼维斯峰（Ben Nevis）海拔1343米，为英国最高峰。山脉以北海拔在600－1000米之间，人烟稀少；以南海拔较低，80%的人口集中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的“中央低地”，形成英国第二大经济圈“爱－格经济圈”。

　　1603年詹姆斯六世成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共同君主，1707年两个王国正式合并。之后，苏格兰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采煤、钢铁、造船、纺织和机械制造业一度十分兴盛。19世纪后半叶，曼彻斯特、伯明翰等英格兰城市后来居上；二战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格兰的传统制造业优势丧失殆尽，陷入衰落与痛苦之中。

　　借助北海石油开发和发展半导体为主的电子制造业，苏格兰进行了第一次经济转型。阿伯丁逐渐成为“欧洲能源之都”；而在格拉斯哥周边的东吉尔布莱德至利文斯顿一带，生产了英国60%的集成电路板。但是，1990年代以后，全球电子制造业的产业链发生转移——台湾地区、东南亚、中国内地迅速崛起，东欧地区经过几年震荡之后也成为竞争对手。摩托罗拉和NEC两家大型工厂的相继迁出，不仅使苏格兰损失了5000个工作岗位（占苏格兰全部雇员总数的1%），也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如何保持并增强竞争力？苏格兰在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面临第二次转型的抉择。

　　创新的源泉也许首先来自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历史上，某一族群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往往并不与其人口基数成正比，远古的例子有希腊人，而近代以来的一个突出“案例”便是苏格兰人。

　　刚刚走出中世纪不久，苏格兰便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全民教育系统以及现代医疗制度的雏形。而苏格兰牧羊人击打石子进兔子洞的游戏，居然成就了高尔夫这一风靡政商界头面人士的“贵族运动”和一项巨大的体育产业，也算得上史上最传奇的“创新”。近代以来，苏格兰的创造力呈现出惊人的爆发增长趋势：经济学有亚当·斯密；哲学有休谟；文学有司各特；在科学技术上更成为“发明家之乡”，主导了上百项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发现与发明。区区500万人口，获得诺贝尔奖的竟有20多位，按人口平均，苏格兰恐怕是获奖最多的民族。

　　良好的创新传统和强大的研究实力，成为苏格兰经济再次转型的核心动力。而根据苏格兰人历史上在医学、电子学和理财方面的创新“特长”，也不难推演出其几个主攻方向：生命科学、电子产品升级换代研发和金融服务。

　　创新版图：小池里的大鱼

　　“多莉羊已经成为一个偶像。几年前我曾亲手摸过它的脑袋，现在它的标本展示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仍然有很多人去看望它。”苏格兰工商委员会高级市场执行官迈克·瑞玛鲁克（Mike Rymaruk）说。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动物——绵羊多莉（Dolly）在爱丁堡近郊的罗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诞生，1997年2月消息披露后引起世界震惊。它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进步”第一项。

　　这充分显示了英国及苏格兰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实力。

　　英国自1994年开始实施国家创新战略后，生命科学产业被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该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850亿美元，在公司总数、进入市场和开发的产品数量等方面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以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为中心，格拉斯哥、邓迪为两翼的地区已成为英国第二大生命科学产业带，不仅是最大的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制造中心和第二大新药研发中心，还在基因、干细胞、生物信息工程和癌症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目前苏格兰在这一领域共有570多家公司，28,000名员工，另有200家供应商为实验室和孵化基地提供原料。除罗氏、强生、葛兰素史克等跨国巨头纷纷在此设立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外，中小型创业企业不断涌现，2005年，欧洲在该领域20%的IPO企业来自苏格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生物药学研究80%服务于亚洲，尤其是日、韩市场，因此它是高度外向型的。”苏格兰国际发展局（SDI）生命科学团队负责人格兰特（Jason Grant）说。

　　苏格兰的第二个目标是成为微电子和光电子领域的霸主。

　　“我们是小池里的大鱼！”欧胜（Wolfson）微电子公司市场部副总裁朱利安·海斯（Julian Hayes）兴奋地表示。这家公司为各种消费型数码电器设计、制造模拟集成混合信号硅芯片，是该专业领域的市场领导者，2005年的收入达到1500万英镑。欧胜的客户包括惠普、宾得、索尼、夏普、东芝、三星等等，苹果的i-Pod里也有它设计的芯片。公司衍生于1985年爱丁堡大学的一个线性半导体研究项目，1995年正式成立，开始为用户设计集成电路，台湾是其主要市场，1998开始为中国大陆的VCD厂商设计芯片，2000年进入便携式多媒体领域。前瞻性的预测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并及时转型，是它壮大的法则。

　　“我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创立了Fabless（无工厂）商业模型，即我们专注于设计，并不直接生产产品。为了确保产品的领先性，我们目前只在英国设计、研发；芯片制造都外包到亚洲，如台湾的很多企业，像中芯国际在无锡的工厂也是我们的合作者；而装配与测试由亚洲和英国共同完成。”海斯说。欧胜已在美国和亚洲设立了11个办事处，其中包括深圳和上海的两家。“虽然主要为跨国公司服务，其实我们80%的盈利都来自最终落到中国市场的产品。因此中国在我们产业链中的结构正在改变，由制造、装配逐步发展到辅助设计。”

　　成为“小池里的大鱼”，在高端细分市场做到最深、最好，从而避免低层次和大范围的国际竞争，是苏格兰电子产业痛定思痛后做出的战略决策。目前，苏格兰在微电子和光电子领域有

　　25,000名从业人员，每年为GVA贡献近20亿英镑。“我们拥有270个公司集群、380项专利、150个研发团队以及14个技术转化中心。微电子领域有1000名高素质的半导体设计师；光电子方面则承接了英国政府在该领域34%的研发投资。”SDI微/光电子团队负责人瑞奇（John Reekie）说。

　　六大优势产业

　　“可能是由于历史上比较贫穷，所以锻炼了我们的理财能力。”瑞玛鲁克半是幽默半是真实的表述道出苏格兰另一个优势产业——金融服务业。苏格兰人确乎很早就以善于理财闻名，甚至在欧洲有“吝啬”的名声，这跟苏格兰人在困境中求生存的经历和海外移民众多不无关系。1694年英国第一家银行——英格兰银行便是由苏格兰人William Paterson创立的。1695年苏格兰银行成为英国首家合股清算银行。自1728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发明“透支”这一概念以来，苏格兰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从未间断：第一家投资信托公司、第一个多分支银行系统、第一个ATM机……1946年在刘易斯岛上创立的“移动银行”——用汽车做流动储蓄所，为偏僻乡村提供服务——至今还在运营，成为苏格兰银行业善于体贴客户需求的一个象征。

　　如今，苏格兰以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为核心的金融区是英国除伦敦外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居欧洲第六，全球排名第15位，管理着5000亿英镑以上的基金，其管理的不动产规模在欧洲居第二位，人寿保险和养老金管理居欧洲第六位。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与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分列欧洲第二和第六大银行，也双双进入世界银行业20强行列。更重要的是苏格兰金融服务业在创新上的成就，RBS一系列成功的并购和“多品牌”的经营策略是一个突出代表，智能金融银行、超级市场银行等新形态也不断出现。为了进一步发掘产业潜力，苏格兰政府于2003年9月制定了全新的金融服务业战略规划，决定在人员和基础设施、行业结构和创新等三个方面持续强化竞争力。

　　苏格兰的第四个优势目标锁定能源领域。北海的油气资源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才得到大规模开发，至今仍是苏格兰和英国的经济支柱之一。石油、天然气的主要产区是北海中部和北部，靠近苏格兰东海岸，数百家能源公司活跃在这一地区。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开采寿命，提高利用率，BP和壳牌等能源巨头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如构建海下运输管道网络、进行“brownfield”(轻污染)式生产等。

　　与此同时，包括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及生物能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成为发展重点，相关设备也成为一个新的出口增长点。目前，可再生能源已占苏格兰能源总供给的9%，比英国平均水平高一倍，苏格兰行政院副院长史尼可（Nicol Stephen）2005年底雄心勃勃地宣布，到2020年要把这一比例提升到40%以上。

　　除了生命科学、微电子和光电子、金融服务和能源这四大主攻方向，与航空航天相关的高端制造业，以及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等也是苏格兰试图确立全球战略地位的重要领域。

　　高科技产业的成长路径

　　“这里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最好环境：政府支持，公众理解，立法完备，实验条件好，上市和融资便利。总之，这里建立了一个非常重实效和管理规范的体系，能够迅速地把最尖端的研究成果转换为真正有益的临床产品。”

　　在位于爱丁堡“生物校园（Biocampus）”的干细胞科技公司（Stem Cell Science），COO休·伊力尼（Hugh Ilyine）说。这家擅长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公司2003年把全球总部从澳大利亚墨尔本搬到爱丁堡。2005年7月在伦敦创业板市场顺利上市，募集了1000万美元资金，并在剑桥设立了分部。目前他们正在与辉瑞商谈外包研究项目。干细胞科技公司所在的“生物校园”，云集了众多创业企业，是英国发展生命科学产业的旗舰项目之一。这一园区本身及其周边的一系列科学园区，作为一个整体案例，能够充分地诠释苏格兰高科技产业具体的创新路径。

　　第一，集群效应。“生物校园”周边密集分布着爱丁堡科技园（Edinburgh Technopole）、罗斯林研究所、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的生态和水利研究园区、皇家（迪克）兽医学院及动物疾病研究所、苏格兰农学院研究园区和Moredun研究所。七个科技园区共享资源，互通有无，构成巨大的“爱丁堡科学三角区”，充分发挥了集群效应和连带效应。爱丁堡这个有“北方雅典”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在崛起为欧洲的新硅谷和新“药谷”；而在格拉斯哥“西部科学园”以及阿伯丁、邓迪、斯特灵等城市周边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科技园区集群。

　　第二，政府、社会机构和大学的紧密合作。生物校园由爱丁堡市政厅、苏格兰工商委员会、爱丁堡大学和苏格兰皇家医疗所联合投资10亿英镑兴建，目前已花费2亿镑建成生物制药园区的一期工程及一所造价2.2亿镑，有870个床位的国家级教学医院。爱丁堡大学药学院的2000多名研究生为这个新“校园”注入强大的研发力量，而教学医院则提供了丰富的病例积累和良好的临床实验条件。

　　第三，借力企业的灵活开发模式。126英亩的爱丁堡科技园是生命科学和微电子、光电子等行业的综合研究中心。由爱丁堡大学提供土地，房产公司格罗夫纳（Grosvenor）投资1亿英镑兴建基础设施并进行物业管理，可容纳80个公司、1500名研究生。爱大有400多年历史，排名世界前50位，其科学与工程学院拥有英国最大的研究团队之一。格罗夫纳也有300多年历史，管理资产达77亿英镑，包括伦敦的很多大型物业，作为一家非上市的私人公司，投资可以不受股票市场影响，从而保证了项目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爱大则可以分享5%的租金收入，虽然比例较低，但是承担的风险也很小。“世界上研究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学与一个世界级房产管理公司合作，这绝对是一个创意之举。”科技园总监伊恩·墨菲（Ian Murphy）说。

　　第四，大学商业发展部门的作用。为了鼓励科学家走出象牙塔，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在政府支持下，苏格兰所有大学都成立了商务发展办公室。有创业意愿的研究人员可以从中获得财务、市场运营以及法律方面的咨询，并申请资助。商务发展办公室在引介创业企业进入科技园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政府对企业研发，尤其是中小企业研发的税收优惠。英国国家税务局于2000年4月推出“研发税收信贷计划”：只要企业每年用于创新研发的纯投资超过1万英镑，便可申请税收减免优惠，大企业享受的优惠比率为研发投入的125%，而年营业额不超过5000万镑、雇员少于250名的中小企业获得的优惠比率可达150%。尚未盈利的中小企业可预先申报税收减免，获得相当于研发投资24%的现金返还。地方政府也会给予配套的优惠措施。

　　建筑“人才高地”

　　要打造“经济高地”，必须先成为“人才高地”。苏格兰历史悠久的教育系统无疑是最大的人才输送库。目前苏格兰共有13所大学、6所特殊教育机构和46所继续教育学院，其中6所大学获得英国政府授予特殊领域研究的“五星级” 资质认可，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邓迪大学等享有世界性的声誉。苏格兰的人口仅占全英国的9%，但全国50%的光电子专业研究生、16%的医学和牙医学学生、18%与生物科技相关的博士生以及15%的生命科学本科生都毕业于苏格兰的大学。

　　13所大学中有11所在金融及商务服务领域拥有强大的研究实力，在苏格兰攻读金融和商务专业的学生超过了所有其他OECD组织的参与国。相关知识的培训甚至渗透到了各级教育体系，比如在苏格兰的中学里，学生都要参与由金融服务公司组织的名为“环境指导（e-mentoring）”的课题，即让他们置身于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学习各种与金融职业相关的必要技能。

　　尽管人才培养能力一流，但苏格兰长期以来也面临人才流失的窘境。早在19世纪中后期，由于英格兰工业赶超苏格兰，就有大批苏格兰人南移寻求就业岗位。二战后由于传统工业的崩盘，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南下伦敦，甚至远赴欧洲大陆和北美，成为苏格兰青年才俊的一股潮流。

　　“我1976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时就不想留在苏格兰，觉得家乡实在太穷了，所以去了国外。那时候的人才流失真是严重。”瑞玛鲁克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1980年代中期回来之后，他欣喜地看到了家乡的种种变化，“不光是经济上的，也有生活观念上的，以前这边的酒吧晚上8点就关门，慢慢地开到12点了。生活方式也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

　　随着苏格兰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增长空间，慢慢出现了人才回流的现象，一些英格兰人也开始“北上”。“我就是一个英格兰人，但我很享受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氛围。” 邓迪市阿伯泰大学游戏/软件工程学院的Louis Natanson教授说。英国是世界第三大娱乐软件生产和出口国，而邓迪是英国游戏工业的重镇。干细胞科技公司在爱丁堡的研究团队，则是一支由英、澳、法、爱尔兰和中国科学家组成的多国部队。

　　为了进一步吸纳国际人才，2005年6月苏格兰政府推出了“新鲜人才计划（Fresh Talent: working in Scotland）”：凡在苏格兰学习1年以上，获得大专以上文凭的外籍学生，其签证可以自动延长两年，以方便他们毕业后留在苏格兰工作。这一举措在移民控制一向严格的欧洲显得相当大胆，为此苏格兰行政院和英国内政部进行了长期的沟通才得以实行。苏格兰行政院国际发展处主任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认为，这项措施对苏格兰和整个英国现有的就业市场不会造成冲击，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能够缓解因人才外流和步入老龄化社会给苏格兰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Natanson教授正在带的五位来自中国江西的研究生表示，他们都希望毕业后能在邓迪或爱丁堡的IT公司找到工作，以便以后回国发展时更具竞争力。

　　填平机会鸿沟

　　在苏格兰经济转型与企业创业的过程中，公共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苏格兰政府制定的新世纪发展大略名为“卓越而成功的苏格兰（Smart and Successful Scotland）”，1991年成立的苏格兰工商委员会(Scottish Enterprise，简称SE)是这一战略的主要推行者。

　　引导苏格兰企业认识未来15年的长远发展目标，而不局限于眼前利益；与各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协调，扶持都市改造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SE在宏观方面发挥的两大职能。然而，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它在协助新企业成长和提高居民工作技能与知识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润物无声”的创新。SE还发起了“填平机会鸿沟”的运动，旨在帮助“任何有创业冲动和意愿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过去总是处于竞争弱势的人群。

　　SE深谙“杠杆原理”，利用手中每年7亿镑的预算权，设立了上百项鼓励研发和创业的基金和奖项，“与企业共担风险”：如“苏格兰合作投资基金”在40个商业预案上投入400万镑，引来了1000万镑的私人投资；“商业成长基金”用500万镑资助了60家高速成长的中小企业；“R&D Plus”计划则用1500万镑奖励了11个研发项目——这些项目在未来3年内将创造价值1.2亿镑的新产品和服务。

　　“创新决不是奢侈的！它只是每一家想在本地或海外赢得商业机会的苏格兰公司必须做的基本要务。”Alexander Dennis公司的主席比尔·卡麦隆（Bill Cameron）说。这家老巴士厂因开发一种新型环保巴士获得“R&D Plus”75万镑的奖励，新产品很快打入了美国市场，公司因此增收900万镑，750名工人提升了工作技能，职位也更加稳定。

　　2005年SE推出一项“商业起步奖”，专门针对18－30岁的年轻人，申请者只需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商业构想，便可获得1000镑的奖金，虽然数额不大，但对这些人的创业梦想是极大的激励，在刚起步时也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去年1300多位年轻人获得了这项奖励。

　　为促进苏格兰经济与全球的互动，苏格兰行政院和SE共同出资组建了苏格兰国际发展局（Scottis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简称SDI）。该机构脱胎于原SE旗下的苏格兰投资发展局，最初的任务是吸引FDI进入苏格兰，2001改名后增添了一个业务重心：把苏格兰企业推向国际。SDI首先在组织机构上进行了创新：设立了生命科学、微电子与光电子、能源、金融服务、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食品与饮料、旅游，以及税务咨询等八个专家团队，负责与各领域的企业和机构联络，促进其与国际的双向交流。这种专业性强、务实的“顾问制度”成效显著。例如，在微电子与光电子团队的努力下，自1950年起就在苏格兰投资的IBM逐步把它的制造工厂升级为研发中心，苏格兰不但留住了IBM，而且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

　　2002年苏格兰行政院拨出6800万镑专款，由SDI负责拓展苏格兰与国际主要城市之间的直航航线，3年后新航线增添了20多条，苏格兰与世界的沟通不用再依靠伦敦中转。针对投资质量高的国外公司，SDI还设计了“地区选择资助”奖项，戴尔去年决定把新的欧洲客服中心设在格拉斯哥，从而获得了750万镑的“安家费”。

　　三种可能的“干扰素”

　　目前来看，苏格兰的经济转型与升级战略进展顺利。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真正完美的计划和实践，苏格兰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质疑：

　　一，作为亚当·斯密的故乡，苏格兰长期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引导作用日益显著，长此以往是否会有违背市场规律的不当举措，一些当地专家对此颇有隐忧。

　　二，对于政府打算在2020年之前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供应比例提高到40%这一目标，不少人士认为过于激进。

　　邓迪大学的能源和法律专家Stephen Dow就说，目前苏格兰55%的电力来自核能，如果仅仅因为环保的考虑就彻底放弃现有的两个核电厂，是一个“很不经济”的行为。而苏格兰现在虽然有150多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但整体来说离商业化还很遥远。其中成本比较低，唯一适宜大规模发展的是风力发电，因为苏格兰西海岸来自北大西洋的风终年不息，但这方面也不是全无阻力，一些社会人士（包括英国国会的议员）认为，高大“丑陋”的风力发电机是对海岸景观的一种破坏，也不环保。

　　三，英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立法大胆、尺度开放而催生了不少研发成果，这对苏格兰的克隆技术和基因研究的发展尤其关键，但在社会伦理方面也惹来争议不断。创新行为和产品如何持续获得公众支持——不仅是本地公众，更包括国际公众，也是苏格兰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人们为什么如此辛苦劳碌？”发出这一本质追问的智者长眠于爱丁堡的凯诺门墓地。“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的终点和目的。”100多年前的结论今天仍然有力。任何创新，只有在被消费者期望和接受时才是成功的。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和地区的创新之路更不可能孤立前行，如何定位、实践，并根据种种期望进行调整，苏格兰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而我们期待发现更多的方案和可能性。

(责任编辑：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