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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打假
岂能靠谣言“争坝”?

·方舟子·

   《外滩画报》2005年4月20日刊登署名“外滩主笔 子南”的文章《怒江“争坝”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称: “而在方舟子的演讲中,他举例式地抓出了环保人士一些数据和说法上的‘硬伤’,并以自己四五天的实地考察结果,形象阐述了怒江之穷和怒江建坝的必要,最后斥之为‘伪环保人士’的‘伪科学、反科学、迷信、学术腐败’。”

这是谣言。我的演讲中,哪个地方阐述了怒江建坝的必要?我反而明确声明对怒江是否应该建坝,我还没有形成定论,不做表态。

该“外滩主笔”又称: “这是在对手无法现场回应的前提下传达给公众的。当天上午,环保人士应邀陈述不同意见,并提交了精心准备的代表环保人士几年来实地调研形成的一叠书面材料。但方舟子在第二天的政府座谈会上表示:‘……会上,我听到的反对意见,基本上都和学术争论无关,不值得认真对待。’”

这是暗示我在撒谎了。人家明明“提交了精心准备的代表环保人士几年来实地调研形成的一叠书面材料”,我却说“我听到的反对意见,基本上都和学术争论无关,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在撒谎吗?但是撒谎的是这位“外滩主笔”或为其提供消息的“环保人士”:一、我的那句评论指的是“环保人士”的口头发言,而非书面材料;二、当天“环保人士”并没有向我们提交任何东西,而是向听众散发了一些书面材料。这些书面材料,也不是什么“几年来实地调研形成的”。我从别人那里收集到一套,如下:

1. 范晓《水电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及其灾害隐患》,摘自《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

2. 沈可挺《水电工程经济利益关系分析》,摘自《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

3. 李楯、李一方《公示、听证、公众参与、官员问责、独立专家评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摘自《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

4. 郑易生《对“水电是绿色能源”掩盖下的无序开发说不》,摘自《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

5. 范晓《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对话》。

其中,第1-4篇都摘自《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为笼统地反对水电开发的论文,基本上不涉及怒江,既与怒江水电开发无直接关系,也不是调研材料。第5篇虽然针对的是怒江水电开发,但是只是一份宣传品,以对话的形式简单地驳斥一些支持支持怒江水电开发的言论,也不是调研材料。

这份号称由“专业人士”(据该材料介绍,范晓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四川省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中心总工程师、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撰写的宣传材料,只有一小部分与其地质专业有关,还算有点专业性,剩下的部分只是泛泛地论述移民问题、脱贫问题、水电利用问题,毫无专业可言,而且充斥着低级错误。例如,他竟然以水坝有一定的使用年限来反驳水电是永不枯竭的可再生能源的说法,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一座水坝报废了,并不等于一条江的水电资源枯竭了(完全可以再建新的水坝利用);一条江的水电资源枯竭了,也不等于全世界的水电资源枯竭了。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有落差的江河,水电资源就是永不枯竭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位“专业人士”居然会搞不明白。

又如,范晓在文中声称,怒江马吉水库建成后,“贡山县城全部被淹,在怒江河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实际上也很难找到迁建县城的新址。”根据我的“调研”(我在那里住了一天),贡山县城实际上是一个只有一条街道、5千人口的小镇,县城新址人家也早就找好了,就是上游与西藏交界的丙中洛。贡山县城建国前就在丙中洛,建国后出于交通的考虑,才搬迁到现在的地址。但丙中洛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都比较好(是我此行见过的最美的一个地方),贡山县官员一直想搬回去,苦于没有搬迁资金,想借水电开发之机搬迁回去。

请问“外滩主笔”,“代表环保人士几年来实地调研形成的一叠书面材料”究竟在哪里?如果有的话,我倒是很想要一份。事实上,云南省政府向我们提供的反对建坝的书面材料,有厚厚两大本,要比“环保人士”自己提供的多得多。但是这些材料,也并非“实地调研”材料,还是“基本上都和学术争论无关,不值得认真对待”。

“外滩主笔”的这篇文章,无非又验证了一个事实:“环保人士”及其支持者都惯于用造谣抹黑别人。

2005.4.21.

附:怒江“争坝”再入公众视野

2005年04月20日《外滩画报》

  外滩主笔 子南

  最近怒江“争坝(争议建坝问题)”一事进入一个媒体关注的新高潮,起因是几个反伪科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应邀到云南考察并和云南省政府座谈,尤其是方舟子4月8日下午在云南大学的演讲引起了轰动。

  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对怒江建坝等作出批示:“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由此开启了怒江“争坝”的良性博弈。这次,在水电集团保持缄默的同时,云南地方政府成功联手水电权威专家、反伪科学知名人士和部分媒体,为怒江建坝做了一次得分颇多的宣传活动。

  饶有趣味的是,在网络上最受关注的、自我定位为“民间监督者”的留美学者方舟子的言论,在云南日报正式报道中,出现的仅仅是“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要慎重研究,先从争议小的地方入手”(方舟子的原话还有:“而那些争议较大的可以先搁置,甚至不建呢?”)。这和环保人士的最终主张似乎并无多大差距。

  而在方舟子的演讲中,他举例式地抓出了环保人士一些数据和说法上的“硬伤”,并以自己四五天的实地考察结果,形象阐述了怒江之穷和怒江建坝的必要,最后斥之为“伪环保人士”的“伪科学、反科学、迷信、学术腐败”。

  这是在对手无法现场回应的前提下传达给公众的。当天上午,环保人士应邀陈述不同意见,并提交了精心准备的代表环保人士几年来实地调研形成的一叠书面材料。但方舟子在第二天的政府座谈会上表示:“……会上,我听到的反对意见,基本上都和学术争论无关,不值得认真对待。”

  方舟子独特的辩论方式,让环保人士望而生畏。迄今,除了地质专家范晓应本报之约系统地撰文回应外,被方舟子点名嘲弄过的“伪环保人士”——“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记者兼环保活跃人士汪永晨女士,乃至当时与会的环保界专家于晓刚,都不愿公开回应。

  薛野只是在4月14日完成的一份“事件简单回顾”中反驳说,方的演讲带来很大的危害,“把我们在水电开发问题上的立场简化和歪曲为:极端环保分子不顾百姓生计而反对发展。”

  更具声望的另外一位“反坝”专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则因忙于圆明园地膜之争,还没来得及了解此事。

  而水电方面惟一频频亮相的专家,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则充满自信地告诉外滩记者:“我希望组织一次跟他们的公开辩论!”

  范晓是张博庭认可的一位“专业人士”,他在回应文章中重复了他提交给在上述座谈会材料中的一段话——   怒江水电开发淹没的是怒江州现有城镇、居民点、高产农田、工矿企业最集中的河谷地区。怒江水电开发的移民并不是“从条件差甚至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移出去”,而恰恰是要让怒江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都相对较好的居民迁移。这在怒江水电开发规划中已明确提到:“水库淹没的是流域的精华耕地部分,产量较高,因此,从耕地损失程度来看,水库淹没对怒江州的经济影响较大。”

  范晓认为,“怒江水电开发之日,就是怒江脱贫致富奔小康之时”,这一类的美好蓝图不知在多少水电大坝库区被描绘过。但无法回避的是,不少水电大坝的库区移民,不但没有脱贫致富,有些反而还更加贫困。现在不少大坝库区以及安置地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已引起广泛关注。

  “怒江梯级水电开发,并不能简单地和老百姓的脱贫致富划上等号。”范晓写道,“其对于地方政府的吸引,主要在于大规模投资对于GDP增长的拉动以及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在如此重大的、涉及怒江人民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最广大的库区移民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和程序,诉求他们的利益、表达他们的意见、参与决策过程、参与政策制定的呢?”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方舟子的演讲,其实为怒江“争坝”提供了一次新的公众关注机会。而公开辩论的最佳方式,其实是根据法律应当履行的听证会程序。只是好事多磨,这个会迟迟没有举行。

  部分环保人士还在反省自己何以在这次辩论中“失利”。作为成长中的一个社会群体,在为公众利益代言时,如何面对其他民间人士乃至环保人士的各种批评,如何有效地整合、传递专业的学术意见,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成就中国NGO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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