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5年生于大连
• 1978--1983中国歌舞团舞蹈演员
  
• 1988--1990斯坦福大学，获计算机硕士学位
  
• 1990--1994美国IBM华生（Watson）研究中心，高级软件工程师、项目负责人
  
• 1994--1995IBM（中国）公司网络顾问、项目经理
  
• 1995至今Sun（中国）公司，现为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Sun技术开发中心（TDC）:是Sun公司于1997年确定的在中国的老虎计划（TigerPlan）中的一个主要部分。现有40多个工程师，主要基于Java技术和工具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网络电话、网络电视、顶置盒、企业计算工具、设备和中间件的开发，同时致力于Sun公司软件国际化和本地化的一些关键部件和产品的开发。

TDC:致力于成为中国一流的技术开发中心，为中国的网络计算和Java计算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使Sun公司产品更好服务于中国市场，并为国内培养国际水平的技术开发人才。

Jini:是Java技术的延伸，是由Java编写而成的一些类库和交互性规则的集合，目的是为了简化与网络的交互作用作为一组软件工具，Jini运行在能够运行Java程序的设备上，可用于计算机设备、蜂窝电话、空调系统、工业用机器人以及其他可以联网的设备，它还能执行多种多样的任务，例如能够寻找网络的连接，广播各种不同设备的服务功能等等。 筋斗里翻出的舞蹈演员 我出生在一个武术之家，父亲是1965年全国最后一届武术比赛的全国冠军，他很聪明，早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来又成了一个体疗大夫。妈妈是护士，他们俩都在大连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受父亲的影响，我很小就习武，也受到了一些学术界、医学界的影响。当时我学习很好，但后来紧接着就赶上了文革。父亲曾是国民党党员，武术上又带了不少徒弟，文革中他也被划成了"历史反革命"，成了"教唆犯"，家里受到冲击，父亲被劳改，我被视为"黑五类"。

小时候，我的武术功底很不错，尤其擅长翻筋斗。当时也不用学习，社会上时兴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老师发现了我的一技之长后，每次拍样板戏时就用上我的筋斗表演。后来我被招到少年宫学习舞蹈，在少年宫，我开始接受正规的舞蹈训练，成了一个业余舞蹈演员。我发现，一个人一定要有点安身立命的技艺，这样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和教育背景，你多少都会有一些社会价值。 文艺兵 在少年宫里，我学会了芭蕾舞、民族舞和一些舞蹈技巧，并开始经常在《红色娘子军》、《军民雨水情》等样板戏的小舞蹈中扮演角色，。文革盛行"文艺兵"，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北京空军、广州军区、沈阳军区、总政、海政、空政、铁道兵……不下20个文艺团体、宣传队、文工团都相中过我。在大连的学生圈里，我的舞蹈训练素质是最好的，形象、条件也不错，往往是成绩第一个通过，但政审时第一个被刷掉。

我的老师也为我感到非常惋惜，福州军区来招生时，就找到他们说，所有的舞蹈团都想要他，都是因为政审问题又不敢要，你们能否想想办法。福州军区就派人去公安局查档案，发现父亲虽然是个"反革命教唆犯"，其实只是参加过国民党，并没有其他问题，他们就跑公安局，开始替我想办法。

北京二炮文工团也获悉了这一情况，也想要我，二炮团长就出了一个主意：让我的父母先离婚。孩子没有了父亲，政治上就很清白了。在法院办完手续之后，我总算以没有父亲的政审档案获得了清白之身，当上了文艺兵。 二进北京 从1973年开始，我在二炮呆了一年半，舞跳得也很好。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军队大清理，那位团长也受牵连，关于我的招生也被算作他所做的"一系列不妥行为"中的一个，我被送了回去。

回大连之后，经过多方的帮助，父亲的问题总算得到了平反。我也重整自己的过去，练功，加强训练，做了一段非常严谨的训练。1978年，再次回到北京考试，很幸运地考入了中国歌舞团。

从1973年到1978年，我二进二出京城，在一个时代的变迁中，个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一些转折。 如何当好电工 1975年5月，我结束了当兵生涯，从二炮回家乡，就在大连的一个建筑公司当电工，一干就是三年多。虽然我以前是文艺兵，不太懂电工，但我转行非常快。为了避免老要上下大吊车来回往返，每次我跟着师傅从大吊车上下时，所有的线、线的长短、螺丝、木板、材料、钉子都一次备齐，师傅印象非常深刻：只要他让我下去拿东西，我从来就不需回去跑第二趟。在房屋建设的布线上我也做得非常漂亮，拐弯、直角都有很深的功底，师傅说我很聪明，常常夸奖我。

当时比下乡的那些青年，我要幸运得多，但改行之后，自己原先很好的长处（舞蹈）没能发挥出来，心里还是不痛快。我就开始重新把舞蹈捡起来。1978年中国歌舞团招生，在全国共录取了8个演员（3女5男），我也在被录取之列，只是除了我，其他几个都来自专业团体。 改行！ 尽管我考上了中国歌舞团，但1978年以后，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国家从政治斗争转向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科技，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鲜明变化，听闻到国外的发展，发现了重新念书的机会，我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对自己来说，跳舞还能跳多久？

比起同龄人，我那时思考着更多的问题。在学校时我到处演出，到了宣传队又得跟各个团体进行交流，回家当工人之后，我还要解决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中国歌舞团，比起那些单纯在学校中长大的同事，我的社会经验使得自己看问题时要复杂得多。

我当时想，跳舞需要有天份，个头、形象、身体的比例、软度、腿长都是爹妈给的，潜在素质、从小体育和武术的训练及灵感和悟性却是后天的努力。这些方面我的条件都不错，但是将来做一个舞蹈教师，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似乎不具优势；当编导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大小值得怀疑，至于做舞台效果，重捡起电工技术，当然是驾轻就熟，但那又倒了回去当工人，不可取。自己的最大长处是聪明，干吗不学点英文、做些翻译呢？1979年，我开始学习英文，翻译了一些文章在《舞台摘译》上发表。通过学英语，我也开始了解了西方文化，并且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自己初中都没毕业，我有了进一步深造自己的愿望，通过申请，后来我又辗转到了美国念书。 在美国念书 1983年8月，我到了美国，第一关是英文，虽然觉得自己很聪明，自学能力也很强，但真要念起来，发现并不容易，尤其是写，根本就无从下手。上课时我尽量去听，听不懂时，同学谁的笔记记得好就借来复印，回去再进一步强化。

10个星期以后，我考了一次托福，得了531分，我就去念大学了。一开始先学两门课，计算机和世界历史。当时就我的背景而言，最好是学商，在文艺界经过许多锻炼，接触社会各阶层的机会很多，长处是跟人打交道游刃有余。但我认为，搞文艺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也可以去学习技术，况且学习经济、贸易，任何人都可以，但学科学却并非人人都能，我自信自己能够胜任，决定要证明一下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个技术的背景。1984年1月份，我在正式大学念书，到1987年5月份从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毕业，3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我学了40多门课，36门成绩是A,剩下6门是B，这6门里，有一门是舞蹈，我跟教舞蹈课老师的观点不同，因此拿了个B。当时我每天念书16个小时左右。决心已定，我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喜欢的课也强迫自己努力学好。

念书的同时，我通过教舞蹈来维持生活，同时在三个中文学校兼课，也教老人、大人学武术，有时自己也外出演出。兼打工挣来的钱加上奖学金，我才把大学念完。 转折点 在纽约，我业余也作为特约演员参加一些舞蹈演出，包括美国200周年独立日等等，但本科读计算机成了我生活的转折点。1987年毕业时，全校2000多名毕业生里，我排在前十名，获得一个最"高才生"称誉。老师说，你就留校做研究吧。

一年的时间里，我在学校一边做系统管理员，一边开始准备考GRE再读研究生，我同时申请了好几所学校，有东部的康乃尔、中部的伊利诺大学和西部的斯坦福，结果这些学校都给了我奖学金，我选择去了斯坦福。

1988年我到了斯坦福大学，花了一年半时间很快读完了硕士。从文艺兵加上当工人，前前后后我离开学校十年多，我们这一代人许多人都因为历史捉弄没有什么好的机会。环境固然重要，但对我来说，把握机会更重要，我在美国的学校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地念过书。当时2年读完一个硕士最合适，可以非常轻松，一边了解欣赏学校，一边读书，可是我必须尽快读完硕士，所以一年半里我就拿到了学位。

离开国内的学校10年，读本科3年半，硕士1年半，前后加起来5年，我不仅拿到了学位，也打下了很扎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回头看那段日子，我发现很有挑战性，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一个人一天看16个小时的书不成问题，但是一年读下来，就得有非常好的体质，这方面舞蹈、武术的功底使我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如果发现做一件事情很有价值，但能不能真正在冷板凳上坐下来，是对毅力和意志的考验。这段经历增加了我对自己将来发展的信心。 红舞鞋 在斯坦福，我也偶尔参加一些文艺团体的活动服务，我倾向于跳独舞，这样就不用花很多时间绑在排练上。在加州、斯坦福、华盛顿，当时都有关于我的一些演出报道。后来到了纽约，我完成了多年来自己的一个夙愿在林肯艺术中心，我组织了一个很大的音乐会，那时安徽正在发水灾，我是中国旅美商学会（ChinaBusinessAssociation）的理事，就申请了一笔基金，邀请当时中国音乐界的一些名流像胡小平、邓润、殷承宗、戚淑芳、汤良心、王昌元等，在美国举行了一场赈灾义演，我当总负责兼总导演，观众近千人，活动非常成功。 在IBM 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应聘时Tandem、3Com、IBM、AT＆T、Bell实验室等都给我发了聘书，最后我选择去了IBMWatson研究所，也希望能够把所学的一些理论应用在实践中。

在IBM我工作了5年多，作为一名高级软件工程师，我专门研究计算机软件，也拿过不少奖。除了做研究之外，我也更深地了解了西方的企业管理文化，为我后来的工作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幸福生活需要平衡 在纽约，我通过斯坦福的一笔基金，组织了一个艺术家研讨会。每个刚来美国搞文艺的人都有一个重新调整自己事业和生活的过程，我就召集了当时一批比较有经验的艺术家，包括作曲家谭盾、电影导演、诗人等，一起来探讨中国艺术家如何在美国发展，总之，那时我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

10多年在美国生活，我发现，除了事业上的成功之外，更多生活在这圈子里的中国人需要有更好的平衡。我就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旅美科技学会"（ChinaAssociationofScience＆Technology）。学会会员后来发展到2000多人，集中了医疗、法律、金融、科技等各个行业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东部成了一个很大的协会。

在纽约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个人的生活中，事业一定要成功，但事业成功是为了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除了家庭生活和事业，还包括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在美国，华人做好工作相对容易，也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往往很容易不平衡。

通过组织这些社会活动，我不仅能体会参与感，也能使别人受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自己生活的方式。别人也许没有这种优势，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回到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省、各部委来美国考察的越来越多，我们在美国接待过不少这样的代表团，给他们介绍美国的文化和企业。90年代初，胡启立率金桥工程代表团来美考察时，我就曾在Watson专门给他们介绍和演示了Internet。我想，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回去可以更好地进行一些文化交流，受众面可能会更广。1992年的圣诞节，我在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组织了一个旅美青年计算机专家代表团，我以团长的身份，同时代表IBM，其他人分别是在苹果、Cisco、AT＆T、Adobe等公司工作的华裔留学生。当时我们是在美留学生中最早回来访问的一批人。

我们到了清华、北大、东大、科大、浙大，访问了联想、浪潮、华光、长城公司和新华社等等，那时网络在中国还没有现在这样先进，总的印象是国内技术与西方还有一定的差距。这种交流在当时非常有意义，因为当时国内的Internet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很难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来探讨西方的新技术、新概念和发展方向。当时我们发现，国内有些人的认识也有一些差距，他们倾向于什么都要自己从头做起，而我们主张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实现更高的跨越。

今天再看，当时那个代表团里的所有成员现在都回到了中国。 推介Internet 继1992年回中国访问后，1994年10月，我帮助IBM在中国做一个IT论坛。当时Internet在国外正蓬勃发展，作为中国人，看到全球Internet等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和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我希望中国人也从中受益。IBM有关会议组织者正好找到我，我们一拍即合，我就花三个星期作了充足的准备，作为IBM研究所的一名代表，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Internet的演示。

到了国内之后，才发现国内学术界对Internet开始感兴趣，但却缺乏足够的宣传和了解，甚至包括IBM（中国）的员工都不太明白。 "借调"到中国 在做IT论坛的过程中，国家教委正好在开始讨论立项"中国教育科研网"（ChinaCERNetChinaEducationResearchNetwork），和IBM谈这一项目。美国早先的Internet也是源自学术网，这方面中国走了一条非常相似的路。恰巧IBM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当时被邀请来中国参加会议，他就说，那好，我就借一个人帮助你们，当时IBM在中国几乎也没有人懂什么TCP/IP。就这样，我来到了IBM（中国），但档案还是在美国IBM，算是被"借调"到了中国。 去SUN 借调期限原定是6个月，在科研网干了半年之后，我的工作又延期了半年。这一过程中我发现，Sun公司也一直在中国积极推动Internet的建设，正好他们也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来Sun工作，我也就很开放地跟他们交谈了一下，觉得这机会还蛮好。在IBM，我必须跟每个员工解释什么是TCP/IP，给他们上课、演示、做培训，到了Sun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氛围，我就可以更集中精力，利用原有的技术基础做一些Internet/Intranet的应用项目。

1995年10月我到Sun公司工作，先是当系统工程部经理，做一些网络项目。1年半后，Sun在中国确立了一个叫作"老虎计划"的长期发展战略，包括市场宣传、政府及IT行业的沟通、Java的应用推广，以及建立Sun在中国的一个技术开发中心。1997年初，我开始负责在中国建立Sun的技术开发中心。

当时我从一个人干起，到今天中心已接近40个人。开发中心并不做一些纯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中国市场提供一些技术开发方面的支持，我们做了简体中文的Solaris7和一些关键工具、部件、以及相关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增值，同时也开发了很多有价值的工具，价值体现得非常好。 为TDC感到自豪 我个人觉得在技术中心发挥得很不错，一个人的背景比较丰富，这是一种财富。我所学习的基础理论、做过开发的经验、了解西方的开发环境、西方公司的管理艺术和经验等等，集合到一起，再加上自己在某些技术领域的成功，应用起来就更容易得心应手。

在中国，有着一批非常优秀的软件人才，中国的软件厂商又比较少，造成人才供过于求的局面，对厂商来说就意味着有很好的选择。选择一批非常精华的人，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学会如何配合，成为一支专业队伍来发展和开发项目，帮助他们发现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并且能够顺利地完成工作，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职业工程师,只要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他们会发挥得非常好。Sun有很好的资源、很好的环境，技术上也非常有远见、开放、先进，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加盟。在国际项目的开发上，我们也和Sun总部在西方的一些项目合作，使工程师们能够把开发和配合提升到与国外同等的水平。

刚开始，工程师也是什么问题都来问我，在整个架构搭建起来、运作起来之后，只要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他们自己就很清楚能够做什么，如何去配合，这里面，我这个角色当成什么样教练就尤其显得非常重要。当年学舞蹈，受益最大的是每当各个文艺团体来招生时，他们都有一些非常好的技术人员，老师就一一邀请他们给我作指导，因此我当时成长得特别快。同样的道理，在技术上我带工程师时，我会吸收很多不同的有高层技术经验的专家来作交流，工程师们有很多的机会来看到不同的技术专家的不同观点，他们提高起来也比别人快得多，见识、阅历和能够定位技术发展的能力就非常好，做起来不比西方技术人员差。在部门的建立、计划、规划、项目、每个人的交流、培训等方面，我们做了许多非常有成效的工作。中心从建立到今天快两年，发展非常快，一开始我就听说要有半年的培训、半年了解产品，然后再做项目，实际上我们从测试就进入项目，培训就在测试、了解项目中开始，慢慢看如何参与和配合，他们成长起来比我料想得要快得多，做出了很多贡献，令我感到非常自豪。 好教练的标准 对一个足球教练来说，好教练的标准首先是比赛一定要赢，对技术方面来说，好教练的标准尺度就不会这样轻易能衡量出来。美国有一本很好的畅销书叫做《成功在于选择》（《TheSuccessIsAChoice》），作者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篮球教练。我非常赞赏他的一些观点，比如，首先应该让球员"解放思想"，应用在我的Team中，我对工程师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因为我会做某件事才去做它，你可以做一件不一定你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这样才会有成就感，才会感到工作的挑战性。中国人有这种习惯，其实你的创造力不比西方的工程师差多少，只是自己容易把自己限制住，哎呀，我们不如人家懂。他们不明白，事实上，规则就是定出来的，然后不断地有人再来加以完善。所以，生活中你必须推动自己往前走，一个好教练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第二方面，一个好教练必须让球员知道如何去配合，你必须明白，没有一个人只凭自己的力量就能赢，只有大家配合起来才能赢得胜利。

第三，你必须让球员自己参与进来，让他干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或者让他自己把这项工作变成他所感兴趣的事，他主动去做比你带着他做要好得多。要使这种创造性、积极性慢慢变成大家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就要把工作和兴趣结合到一起，并且懂得如何去配合，每个人为自己建立更大的发展目标，这对整个集体、整个部门、整个公司和自身都有好处。

"喂一口吃一口"不是一种好办法，在很多方面我会很放开，就像球员参加更多的比赛来提高自己一样，而且到最后他们会主动地解决一些问题，在关键的时候再给予他们很好的经验来共享，这才是一个好教练。你不能说，你别上场了，我来替你打球，那不可能打赢比赛。每个人应该定一些挑战性的目标，你定下来做到哪一步，就必须做成。这里面调动积极性是最重要的，当然必须让他们学会一些方法，知道如何去配合，懂得规则，然后鼓励他积极地参与，让他感受到自己也是一个优秀团队中的一员。

从舞蹈演员到学生、技术开发者、管理者，完成这些角色的转换对我来说还算顺利。

当然，也并非一日之功，计算机我学了5年，从做工程师到项目领导；从自己做项目到管3、4个人，十几人到几十人；从管理这方面事务到管理另外一方面事务，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时间和经验积累，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潜力

别人说我相当不错，我认为自己有愧。当然我看到同龄人，在同样的背景下，很多人都感到很遗憾；同时有很多人的贡献比我大，我并不觉得自己属于非常好的那一类，觉得自己还在努力，还是有压力。感觉自己还有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就像我经常跟工程师们所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牢记自己能做的东西，自己把自己限制住。

不要关心你已经做过的或者能做的那些事情，重要的是你要关注那些你能够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这种话谁都在讲，但理解到什么程度又是一回事。（未完待续）

谈谈你对高克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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