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周兆成律师
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非常令人痛心。
湖北荆州那个杀害4岁女童的11岁男童，经过6个月的心理矫治，或已经正常返校上课了。
根据实践惯例，估计会转学且信息不公开，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孩子的新同学。
之前新闻说，把这个孩子送到了专门学校，我还给大家科普过，这个制度，是《刑法》和《未保法》的衔接，全封闭式管理，限制人身自由，且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有较强的强制性和惩戒性。
虽然比不上成人监狱或者少管所，但也算是一种替代性惩罚方案，能对受害者家庭起到一定的安慰补偿作用。
像辽宁大连那个杀害10岁女童的13岁男童，就是被送进了这种学校，不管咋说，也算被“收容教养”了三年。
可我没想到，这个11岁的孩子竟然没送进去，只是在心理机构接受了6个月的矫治就回来了。
问题少年找心理医生治疗要花多少钱？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国家出钱免费给他治心理疾病啊！
难怪女童父亲说：“我们可能需要一辈子时间来接受这个结果”——椎心泣血的话，实在是让人心痛。
这也让我想到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前的一个案子，2018年，湖南沅江，一个上6年级的12岁男孩，因为不满母亲管教太严，挥刀弑母，随后也被直接释放，而没有被送入专门学校。
因为此事影响太大，当地群众普遍反对他返校上课，学校怕耽误学习，竟然派了老师上门专门辅导，这又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国家出钱，给他找了一个私人老师，单人单桌地教。
普通孩子都享受不到的待遇，先让他享受了，只因为他未成年。
而这两起案子的凶手，和这次邯郸的三个初中生，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
第一，年龄分别是11岁，12岁，13岁，属于同一年龄层。
第二，都在行凶杀人后冷静、缜密地撒谎，误导侦查。
比如杀害4岁女童这个，他就两次欺骗女童父母，拖延寻找时间，可能错过了女童的最后抢救时机；
而杀害母亲这个，他冷静地打扫了现场，扔了凶器，骗所有人母亲外出，事发后还撒谎母亲是自杀；
这次这三个，更不用说，抵死不认，要不是证据确凿，估计他们会一直瞒下去。
他们撒谎的心理动机是什么？是逃避责任。
他们撒谎时为什么能做到淡定、缜密？因为他们习惯了逃避责任。
虽说逃避责任是人性弱点，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心理。
但接受过社会化教育的正常人，能认识到，规则之内，责任乃是自身行为的必然结果，自己理应承担。
而这些孩子，长期以来，由于家长和学校的共同庇护，把结果和他们的行为剥离，让他们无法认识到行为和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才养成了习惯性逃避的心理。
就比如邯郸这个案子。
学校的回应也很有意思，没有检讨自己是否失职、是否忽视了有关迹象，而是矢口否认——“孩子的死是意外，没有霸凌行为。”下意识撇清关系、推卸责任，这种态度令人不解？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法律对这种孩子过度保护，不接受任何惩罚就放归社会，是不是又一次强化了“行凶没有后果，犯错无须担责”的心理认知？他们能学会敬畏规则吗？他们能学会尊重生命吗？
退一步讲，如果不是先天反社会人格，这些孩子之所以残忍嗜杀，大概率是因为有毒的原生家庭。如果不将其从该环境剥离，是否会被进一步毒化？没有长大的蛊虫，放回去继续养，只会危害更大。
我们之所以对未成年犯罪网开一面，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孩子尚处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三观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通过教育改造依然能够导其向善。
然而我们忽略了，法律的教育功能，不仅针对当事人，更针对千千万万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人。
就像网友在江歌案时说的：“如果江歌妈妈的官司打赢了，我就教育孩子们不要做刘某那样的人；如果输了，我就教育他们不要做江歌那样的人。”
同理，如果这个杀害4岁女童的11岁男孩，直接被放归社会，那么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会把“以暴制暴”作为自己的教育方针，毕竟这是规则缺位时孩子最好的自救手段——而这种互相提防、互相仇视的成长环境，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曾经表达过我的观点：现行刑事责任年龄仍有下调空间，如果短期内无法下调，那就用好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并进一步向惩戒功能倾斜。
在此，我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呼吁对这个11岁的孩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毕竟，普通人尊重规则，是因为相信规则能给人以正义，如若不然，规则便会成为对善良人的诅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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