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经理世界》2003年第10期封面文章）

　　如果你的公司里不幸有员工感染了“非典”，你将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因为“非典”，你的公司业绩大幅度下滑，股价一路下跌，你如何向股东作出解释？如果因为“非典”，员工无法完全正常上班，造成对客户服务质量的下降，订单不能按时完成，甚至丢失订单，你怎样面对来自客户和市场的压力？如果看到竞争对手利用这个非常时期“大干

　　快上”，你是否会甘冒风险，以牙还牙？还有，你的企业为抗击“非典”捐款了吗？为什么要捐款？在你看来这是一个“公关活动”还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不难想像，很多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从未认真考虑过类似的问题，但今天却不得不考虑了。人们希望每个人都不要遇到什么麻烦，但成熟的企业领导人必须认真准备针对这些问题的“预案”，而且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之所以强调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是因为今天的企业已不再是政府的附属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经济动物”，有它们自身的生存法则，有它们认定的行为规范。但它们又的确生存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之中。

　　无论如何，“非典”这场突发的社会灾害在客观上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企业的属性及其社会责任。

　　作为重要社会细胞的企业，因其提供就业的社会功能而自然地挑起了管理大量公众人群的重担。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如果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提供所需的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给他们，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的极端对股东负责的态度。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必须承担相当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与经济责任并不相抵触，现代企业必须学会平衡股东、员工和客户三者的利益，并且建立起与政府和社会的良好关系。在社会常态下，达到这种平衡相对容易。而在当前这种极特殊的商业环境中，平衡好“三个利益”，处理好“两个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容易。

　　理论上的追索是枯燥的，让我们回到生动的现实世界。

　　经济晴空下的阴云

　　陈标杰/文

　　4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教授组织了一次对北京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调查，调查报告指出：“保守估计北京市的GDP将出现零增长，极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全国GDP增长速度将降低1%～2%，为6%～7%”。疫情似乎给中国经济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GDP增速放缓

　　猝不及防的非典疫情使多家著名投资银行纷纷调低中国GDP增长预测。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分析师罗奇曾于今年初发表《中国的全球成就》，盛赞2002年中国缔造的经济增长相当于全球GDP增长的17.5%，并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5%。但罗奇在两个月内两度调低预测，将这一数据降至6.5%，并强调可能进一步降低。罗奇同时指出，“非典”直接影响的各种服务业只占中国GDP的34%，尽管损失严重，但还不至于伤害经济主体。一旦疫情得到控制，这些行业可以很快恢复。

　　高盛的报告则认为，占中国GDP 54%的制造业迄今为止所受影响不大，汽车制造、晶片等行业繁荣依旧。抗击疫情的相关行业如医药业也得到拉动，电子商务和通信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5月9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长率为6.9%，而在疫情爆发前他的预期是8%。

　　外贸急剧逆差

　　中国持续9年的对外贸易顺差悄然隐退。国家商务部的统计表明，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贸易逆差达到1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是顺差73亿美元。“但看不出跟疫情有什么联系。”上海海关人士说。不过4月底结束的广交会已经直接受到疫情影响，成交额只有38.93亿美元，而上一届的成交额达168.5亿美元。

　　陶冬还表示，外商来华的商务差旅已经减少了98%。国家信息中心人士更指出，由于外贸的滞后效应，今年的外贸逆差还会继续加大，有可能是10年来逆差最高的一年(1993年的贸易逆差达122亿美元)。

　　服务业门庭冷落

　　“东方航空上座率业已下降30%～60%。”4月底，东航高层忧心忡忡地指出。“今年南方航空公司的销售额将损失15%～20%，而东方航空公司将损失更多，约为20%～25%。”里昂证券航空业分析师指出。

　　疫情也给旅游和餐饮等行业带来考验。“去年我国五一期间实现旅游收入331亿元，而今年估计仅取消五一长假这一项损失就达200亿元左右。”海闻教授等专家的报告指出，加上由于政策限制跨区域旅游，今年的国内旅游损失可达500亿元。另外，去年广东和北京接待的外国游客占46%，而因为今年成为疫区，对外旅游的收入可能减少55%，达900亿元。“仅此两项，损失就将高达1400亿元。”

　　由于口罩的使用，4月份化妆品公司欧莱雅在香港的口红销量下降了30%。香港零售业管理协会4月初指出，疫情爆发以来，香港零售业已经暴跌50%～80%。海闻教授的报告指出，4月份以来，北京电器商场客流量和营业额下降40%左右，电子市场客流量和营业额下降50%左右。除超市因为提供日常用品而销售稳定外，零售业严重滑坡。-

　　生命、安全、信任、信心、市场、未来……多重价值交织，“非典”中的工商业者背负“自然人”、“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多重属性，继续行走江湖。

　　企业：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吴茂林/文

　　5月的一天，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和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见面聊天。冯仑咳嗽，任志强发烧。冯仑因为有慢性咽炎咳了10多年，但现在出门不敢随便咳，只好猛吃药。和任志强坐在一起，一个正常咳嗽，一个正常发烧，相安无事。

　　冯仑身处“非典”灾区——房地产业，他预计万通今年的销售收入将减少1/3。因此冯仑必须在很难正常咳嗽的情况下保证万通基本正常运营，他一方面亲任万通“非典预防与救助领导小组”组长，斥资100万元用于北京4个地产项目的医疗物资采购及资助购房客户防治“非典”，另一方面在运营上积极应对，把财务系统拆出一个作为备份，并制定了“假设一年不营业”的预防措施，保证届时员工工资能正常发放，还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备有大量必要物资的临时仓库，作为“第二个集中办公的场所”。

　　多次经历风浪的冯仑临危不乱，在最大限度保证员工和公司安全、稳定的同时，不忘做他的哲学思考。冯仑的观察是，普通民众较易恐慌，而社会责任担当越大、经历困难越多的人，恐慌程度越低；社会心理决定社会行为，当安全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而恐慌的传播速度远远大于“非典”；危机是在训练公司的免疫力，不同公司此时的反应非常不同，关键是看谁一下子就进入适应阶段，学会与灾难相处，同时找到机遇。

　　保员工就是保企业

　　和冯仑一样，绝大部分企业老板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对待“非典”的个人态度上举重若轻。一些外企的高层“老外”仍留在中国，乐天公司的外方高层特向中方表示：关键时刻不能离开，否则就是不讲情义。而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田在亲自挂帅“防非典小组”的同时，对日本员工表示：“不要回国避难，那样会在员工面前抬不起头的。”实际上，各企业管理层人员“坚守岗位”的居多，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找到的多是各级领导。因特国风总裁周鸿更是为了公司事务，多次乘坐飞机出差，保持“空中飞人”本色。

　　但这个春夏的突发灾难所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是老板们的宽松心态就能化解的。“今天最重要的是让员工感到安全，让他们信任公司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否则一切都谈不上。”中宝运通总经理周荣正说。大部分企业采取了“宁激进勿保守”的做法，纷纷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灵活的办公方案、更富人情味的考核方式甚至工作补贴办法。用友为防“非典”的直接支出到目前为止已达150万元。朗讯公司则动用其全球供应链运过来一批口罩和药品，分给员工和用户。中国联通总部最早采取“门禁森严、外人勿入”等看上去极端的方式，并把防“非典”列为2003年的“生命工程”，因为总部大楼是全国运营网络的中枢神经，任何保护措施都不为过。

　　几乎每个企业的高层都表现出了比平日更多的温情。LG电子会长具滋洪从韩国发来慰问信说：“对LG来说，更重要的是员工的健康，因为你们是LG最宝贵的资产。”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的几个高级经理把自己上下班的路线图公布在公司的网站上，以私车当班车来接送沿线员工上下班。很多企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允许每个人如此自由地选择恐惧，并因恐惧而可以自由地呆在家里。一家公司甚至对在外工作的员工表示，如果情况转坏，“市场份额是可以放弃的”。

　　这是大部分公司刚刚面对劈头而来的“非典”疫情时的本能反应，但企业“放弃市场份额”毕竟有个底线，在基本平稳了员工的情绪并做足了防护措施之后，还是要重整河山。所谓企业和个人“功利心下降”，只是应急状态下人们自我保护的正常反应。企业毕竟是商业组织而非公益机构，在“非典”时期价值取向大幅度的人文倾斜并非常态。它们必须把握好一个分寸：在无安全之忧的前提下兼顾自己的生意。

　　“非典”中的“业务革新”

　　“非典”总会过去，而残酷的竞争永存。尤其是那些必须满足海外市场供货需求的企业，“一切都不能停下来”。企业在保证让员工感到安全的同时，也必须让客户和合作伙伴感到安全，而这里的安全指的是“供货能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能受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是管理能力强、经营状况好的公司，越能够按部就班地保持正常运营。IBM等跨国公司除打卡时间和办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灵活掌握外，工作基本正常。生物制药商诺维信原计划于5月1日将其中国市场的营销运作由下属的诺维信(沈阳)生物加工有限公司及上海、北京、广州分公司转移至北京的母公司直接负责，这一庞大的调整计划在“非典”爆发期间仍然如期举行。

　　作为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华为也是在危机中最早寻找商机的聪明企业之一。早在3月份，记者就收到华为发过来的简短消息：“为抗击非典，华为与香港和记电信合作，为不能前往医院探视‘非典’病人的香港市民提供视频业务。”和记电信在香港的玛丽医院大厅、“非典”病房及其他相关场所安装了华为的“视点通”视频终端和摄像头，这样病人和家属就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了。之后，这套系统又在香港家庭、学校中得到广泛应用。

　　因五一“黄金周”泡汤，LG公司原以为其家电销售会受重创，但真正的损失并不大，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机、微波炉还卖得很好。此前LG从没有单独宣传过产品的消毒功能，现在调整了市场策略，正在准备对这几款产品做更有针对性的宣传。

　　清华同方在北京的生产线就因有员工患“非典”而关闭一周。所幸清华同方在北京的产量比较小，其大部分生产任务靠公司设在江西的生产线完成，但这起突发事件仍然影响到了清华同方“五一”前后的正常供货。用友也是这次“非典”风暴中有员工不幸“中招”的企业，公司的业绩也因此受到影响。据用友提供的数字，正常时期公司每天出库单为250张左右，而4月份大部分时间降为180～200张左右，到最严重的4月底，产品出货量更是锐减到100张。估计公司第2季度业绩直接影响额为数千万元。对未来形势，用友高层忧心忡忡：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2个月以上，公司全年经营业绩的损失会更大。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用友正在努力调整业务运营方式，尽力变危机为机会：改变业务沟通方式，从上门服务转向网络服务；调整培训方式，从集中培训转向网络培训等等。

　　善于应变的企业都在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和业务模式。比如与客户的沟通，虽然拜访变得很困难，但是企业更为注意在此时与客户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这时候的关怀和问候更容易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客户关系的维护方式也改变了，中远公司通过自己的渠道采购了增强免疫力的针剂、药品、体温计，派自己的医务人员去为客户打针。其下属的汽车租赁公司则加急采购车辆，调剂给临时需要增加班车的客户企业使用。

　　更多的企业家则开始把重心转向公司内部，制订“后非典”和“非典后”的营销策略和市场对策，调整组织架构、考评机制，为员工提供培训等等，保证公司仍然具有对员工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防止人心涣散。明基逐鹿华南区经理秦进表示要“淡季扎马步”，着眼于更长远的打算。一俟局势好转，就能够把失去的损失尽可能弥补回来。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称，他们利用市场空档的时间，抓紧做市场调研和分析，调整产品和市场策略。其人力资源经理孙长苓说，“非典”过后市场反弹，对企业而言是很好的机会。

　　一些企业还通过捐赠的方式展示其“企业公民”的形象。“做善事”也是一项充满商业智慧的“战略性”工作。迈克尔·波特认为，如果公司只关注捐赠的公关效应，那它们就丧失了创造社会价值的大好机会。反过来，如果公司为了自避嫌疑，完全把捐赠活动和商业活动分隔开来，那它们也同样放弃了为社会、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的机会。

　　在非典过程中，捐献最积极的当数通信企业，它们捐献的多是自己的产品，为社会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产品教育市场。“为什么北京开始的统计工作不理想，以致于要派工作人员到各地各区去查？主要是通信系统不可靠。”爱立信中国公司副总裁郗建民对记者说。他们抓住机会，将一套没有电磁干扰的医疗通信系统捐献给北京宣武医院。爱立信认为，以前医院对信息平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当重大疫情发生时，忙乱的医院里如果不能使用对讲机、手机，肯定无法很好地指挥调度医务人员应对紧急情况。爱立信希望这场疫情过去后，政府和医疗系统能从中吸取教训。

　　钱伯斯曾对思科中国公司的员工说：“我们要控制那些我们能控制的东西。”无论面对的是“非典”还是别的什么，企业家们从来就是处理应急事件的好手——没有这一手的人早就被淘汰了。-

　　资本市场打喷嚏

　　颜邵军/文

　　中国股市突遇“非典”冲击波之际，正逢“关注业绩、崇尚价值成长”的投资理念刚刚在证券市场中蔓延。4月初，沉寂了两年多的国内股市终于“蠢蠢欲动”，股市连续几天出现了成交巨量的大阳线(见图1)。正当人们认为投资大盘蓝筹股的局部牛市已经来临之时，“非典”疫情爆发了。

　　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证券市场就像一个“放大器”。金融市场的传导效率最高，突发事件经常是在极短时间内就已达到对市场影响的峰值。从4月中下旬开始，随着媒体对“非典”疫情进一步发展情况的全面披露，股市也仿佛过了潜伏期，各种症状同时并发。投资者的恐惧心理本能地达到了顶点。在4月18日开始发生大面积恐慌性抛售的头6个交易日里，国内股市跌幅高达9.3%，仅流通市值损失就接近1500亿元人民币。包括今年以来表现抢眼的蓝筹股在内的90%的上市公司股票普遍暴跌。

　　实际上，国内近1300家上市公司分布于几十个行业中，其中除旅游、航空、商业服务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受“非典”的影响非常直接外，大部分制造类上市公司只是受到“非典”的间接影响，而金融、石化、电力以及一些公用事业类公司，几乎不会受到“非典”的影响。

　　旅游业属敏感行业，受灾害、战争以及社会动荡的影响最大。旅游类上市公司上半年的业绩大幅下挫已成定局，下滑幅度可能超过50%。据统计，在4月18日以来的第一轮下跌中，旅游类股票平均跌幅约为20%。其中，旅行社类上市公司中青旅跌幅达26.76%，景区类的黄山旅游跌幅为21.12%；航空及机场类上市公司数量不多，整体跌幅为15%；数量众多的商业类上市公司由于前期表现平淡，整体平均跌幅不足10%。

　　有输家就会有赢家。此次“非典”中赚得盆满钵溢的当属医药类上市公司。今年以来，同仁堂、九芝堂、鲁抗医药等一批医药类上市公司，累计涨幅超过40%。4月29日，中新药业公告称其新剂型喷雾剂获得了新药证书。由于这种产品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公司预计该产品销售收入将会快速增长。这个首家公布因“非典”而可能获益的上市公司的公告一出，其股价便连续两天达到涨停板。由于“非典”疫情爆发得比较突然，证券管理部门破例延长了“五一”期间国内股市的休市时间。到截稿时止，国内股市在“非典”气氛下仅运行了十几个交易日。从这段时间的观察来看，国内股市经过短暂暴跌后，汽车、银行、钢铁等蓝筹股票随即出现了大幅反弹，市场已经迅速回稳。

　　从受“非典”影响时间较长的香港股市的走势来看，最近三个月香港恒生指数从9500点下跌至8300点左右，随着“非典”高峰期的过去，恒生指数在5月12日已经突破了9000点的重要心理关口。因“非典”疫情而大幅下挫的股票，均出现了强劲反弹。

　　“一切都取决于投资者的信心，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战胜‘非典’的信心。”海通证券的李汝明这样说。-

　　除了自己，企业还能依靠谁？

　　缺失的企业间组织

　　陈强/文

　　“我站在街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一位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经营一家餐馆的老板，终于在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宣布暂停营业。他走上人流稀少的大街，有些茫然。“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彷徨的感受。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30多岁的汉子，袭上心头的是一种无助感。

　　这位感觉到孤立无援的老板并非个别。很多因“非典”影响到业务的商家都有这种感觉。他们惶惑的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还有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自己的生意到底该怎么继续。

　　相比之下，北京外企人力资源协会的成员企业，感觉要好一点。该协会市场经理甘斌告诉记者,由于部分会员企业很早就认识到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并将情况反映给协会,协会早在4月8日就邀请国内传染病专家，给40多家会员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讲授了防范“非典”的相关知识，以及企业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同时，会员企业间一直就如何处理员工出差、客户联系、患病与被隔离员工的工作交接等具体事项的解决办法，通过协会组织的网上论坛、邮件列表等手段进行密切沟通。“这对各企业相互交流经验起了良好作用。“甘斌说。

　　而珠三角地区在“非典”疫情期间自发形成的一个商业互助组织，在环境突然变化时发挥了更深层次的作用。这个民间自发的互助组织由香港预发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振东发起，由汕头同行业的企业参与并制订协议，商定一旦有企业因员工不幸染病，工厂需要隔离而不能开工，其他企业会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协助其按时完成订单，力保该企业的生意不会流失，维护汕头乃至广东地区出口货品的信誉。陈是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汕头工商联负责人，这个半官方的角色使他具有了号召力。

　　陈振东告诉记者，他在5月4日提交给全国政协的一份关于应对“非典”疫情的提案中还正式提议：“至今为止，国内的抗击行动仍然由政府一力承担，全权包办，这会给中央政府沉重的压力。是否应由民间组织，例如全国工商联等组织发起全国全民筹款活动，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对比香港各行业近期的自救行动，陈振东说：“我期望内地省市也有这种互助、自救精神，因为一个自信、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守望相助。”

　　但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在这非常时期，像外企人力资源协会和汕头同业互助会这样的企业间互助合作的亮点非常少。绝大多数行业协会和企业商会都没有任何积极有效的手段来组织企业减小“非典”对日常运营造成的损失，企业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在商家筹划自救和互助的同时，政府官员成为除医护人群外最忙碌的人。据5月10日千龙新闻网的一篇报道，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物资保障组自成立以来，全体人员天天加班，周六、日不休息，晚上10点才能结束工作。有人连续几天不能回家，吃住在办公室。自北京疫情进入爆发期后，政府的表现可圈可点。不过，把官员们的忙碌和部分商家所感受到的孤立无助以及很多人的无所事事联系起来，却集中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中民间商业组织力量的严重缺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在灾害发生时，广泛的社会组织可以保证救护工作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9·11”事件后，纽约市大部分救灾活动都是民众自发自觉组织起来完成的。而香港各界商会、红十字会和教会等组织在此次应对“非典”疫情中也十分活跃。

　　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瘟疫、地震等突发性灾害事件时，一般有三个层次的责任主体承担，第一是政府，承担全部的社会基础性管理工作；第二是社会中间组织，包括企业以及其他福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它们一方面协助政府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必要的物质与情感帮助；第三是公众个体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积极预防的同时，要保持镇定和勇气。

　　而中国的此次疫情，明显缺少民间各种社会中间性组织的声音与有效协作。“究其原因，当然与我们长期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的传承有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并没有清晰界定政府与企业、公司、医院、民间组织、社团企业社区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和权利义务关系。”李强说。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基础性的企业家力量和基础性的市场经济结构，积累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但在民间商业互助合作领域，由于“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从而导致民间自主治理的结构虽有发育，但运作空间以及成长水平目前还非常有限。“这虽然给政府减少了管理的麻烦，但也使政府在面临紧急公共问题时，缺少帮手。”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评论说。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民间商业组织比政府更为贴近企业，更能理解不同企业的处境和需要，在与企业密切沟通、组织企业合作与自助以及众多援助事项上的处理效率，远非政府所能比拟，其效果也高于政府的减免税收等政策调控。专家建议，希望疫情缓解之后，政府应尽快将扶持民间商业组织发展列入规划，给它们以更多发育和成长的空间。-

　　“持续运营计划”第一课

　　吴茂林/文

　　突如其来的“非典”风波，给大部分不懂何为“危机管理”的中国企业上了生动的一课。

　　2003年3月底，摩托罗拉公司常设的危机处理小组就开始开会讨论如何采取“非典”预防措施，以及疫情严重后如何维持业务正常运营的问题，各部门都必须提交“业务持续发展计划”和“危机处理计划”。特别是“一旦有人感染“非典”，如何应变”的预设解决方案。

　　担忧变成了事实。4月24日，摩托罗拉大厦10层网络系统部的一名员工回到公司，感觉不舒服，公司从基层、医务室到危机处理小组的汇报体系立即察觉，决定让其回家观察。两天后公司追踪观察，建议员工入院，29日该员工被诊断为疑似病人，当天和该员工密切接触过的27名员工被汇报体系确定，隔离观察。29、30日，1000多名员工回家办公，大楼进行全封闭消毒。摩托罗拉危机处理小组的李凌说，这个过程在此之前已经被反复讨论过，所以执行起来非常迅速，也没有引起慌乱。到现在为止，摩托罗拉没有任何人出现异状。

　　4月29日，记者打电话给李凌和摩托罗拉的其他人士，询问身边出现“非典”病人后的心情，得到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平静。这与一些国内企业的人表现出的焦虑和无心工作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摩托罗拉公司的卓越表现得益于有一整套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摩托罗拉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设有危机处理小组，由人力资源部牵头，各个部门都有人员作为常设组员，在危机没有发生前，他们都是兼职工作。公司每年都会安排针对各种危机的演练和讨论，研究当危机来临时，各个部门如何协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如公关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起草面向公众的声明)并维持公司业务正常运营。最近的一次训练是去年年底的大楼火灾演习。

　　事实上，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有一套防范突发事件的应急程序，管理咨询界把这套程序称为“持续运营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简称BCP机制)。美国“9·11”事件之后，BCP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

　　而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大部分受访企业都没有BCP机制，虽然他们的相应做法已经有了BCP机制的一些要素，但并没有制度化。

　　一位咨询行业的分析师认为，90%以上的中国企业在应对紧急事件时都存在漏洞，比如，企业ERP权限过于集中在少数高级领导人手中，信息共享机制无法形成。“设想一个企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自己不幸‘中招’，企业将会怎样？”这位分析师说。-

　　“非典”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普及却有着不小的推动力。

　　“非典”= IT援兵？

　　刘湘明/文

　　“信息技术就像空气一样，平时似乎感觉不到，但危急时候最少不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陈虹说。4月下旬，陈虹召集公司IT、市场、财务、制造等几个部门负责人探讨“非典”期间的业务预案时，首先就向信息系统总监张新权发问：“IT怎么办？”在上海通用防范“非典”预案里，减少工作区域、最快速响应等几个要点都要IT的贴身配合才能实现。

　　而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总监张云辉本周正忙着将最后一批IT设备分发给相关部门，这批包括移动硬盘、笔记本电脑在内的设备，是富士施乐在4月份为适应“非典”期间移动办公的需要而采购的。关于如何在家移动办公的培训目前也通过电子邮件系统，以每周2～3次的频率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主要办公室有条不紊地开展。

　　富士施乐中国公司的外勤人员，包括销售和售后支持工程师被要求正常开展业务，但不必到办公室里来，只需每天登录到公司内部网上汇报工作情况。公司呼叫中心用短信息通知外勤人员工作安排，外勤人员也通过手机短信汇报工作。此外，3月份公司刚刚实施完成的公司虚拟专网(VPN)可以使员工以两种方式接入公司网，也为移动办公提供了支持，这使得富士施乐备感庆幸。

　　“9·11”事件后，很多跨国公司都开始花大力气制订“持续运营计划”(BCP)，以便在工作地点改变或者使用备用设施后，业务能够正常运营。计划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企业的信息化建设，而这些投资在最近的“非典”时期见到了效果。

　　集体SOHO

　　所有采取在家办公的公司，都会通过电话进行联络。DHL公司为此临时增加了上百条远程访问电话线路，同时他们已经准备好在紧急情况下把业务和客户服务热线自动转接到其他城市分公司操作的应急方案。神州数码则拥有一个连接各个平台和总部之间的IP电话网，内部员工之间的电话交流主要靠这个免费的IP电话网实现。

　　相对于电话，那些已经习惯使用电子邮件的公司，对内对外的交流就更加不受办公地点改变的影响。中兴通讯内部现在每天就有近20万封电子邮件往来。

　　而那些分支机构众多、员工出差频繁，因而广泛使用VPN、电话会议等技术的公司，所受的影响就更小。本刊记者对爱立信、诺基亚公司的采访是用电话会议系统进行的，现在这些公司的很多会议包括全球会议都在通过电话或者手机进行。据说摩托罗拉人数最多的一次电话会议有70个人同时在线。

　　思科公司给每个员工家里安装了ADSL和其他宽带网络，且报销月租费，保证员工可以在家使用VPN等方式接入公司的内部网，同时员工可以将自己座位上的分机电话转移到家里的电话或者手机上，或者使用笔记本上安装的IP软电话。如果需要多方沟通还可以方便地召开电话会议，通过全球会议系统，发言者可以将他的演讲幻灯片放到网络上，供所有其他参会者观看。员工也能够照常通过网络进行报销等。

　　虽然是在家办公，员工在上班时间的行为也能受到约束。思科建立了一个类似OICQ的即时通信系统Same Time，如果员工不在线，主管领导就会立即发现。同时，思科将各种有关业务的重要数据备份在公司的内部网络上。因此，思科不存在公司大楼关闭或者有人感染“非典”就会对业务造成影响的危险。

　　电子商务转到前台

　　现实空间中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虚拟空间自然就会活跃起来。网上教学、B2C、B2B，这些一度已经游走于公众视线边缘的网络衍生产品又一次遇到了发展的良机。

　　卓越、当当等网上商店的日销售额都上涨了30%。当当网在5月1日一天的销售额竟然是去年同期的3倍！网络也成为企业与客户保持联络、寻找新商机的主要媒介。如同2000年“感激”“9·11”一样，B2B电子商务网站实华开CEO曾强坦言，战争和疫情无形当中给实华开增加了机会。通过网上初步统计，实华开4月份的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而另一家B2B网站阿里巴巴每天新增的商业机会数从9000条涨到12000条，5月7日达到15000条。

　　虽然拜访变得很困难，但是优秀的企业非常注意在此时与客户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以前思科可能会把钱伯斯致用户的信打印出来，当面交给客户，现在他们改造了数据库，有针对性地把最适合的东西通过网络发给用户，然后监测点击率来确保这种新方式的有效性。

　　同时，思科的很多工程维护和客户服务原本就是可以在网络上进行的。他们的“技术支持中心”有句话叫“跟着太阳走”，客户在深夜打来的电话会自动转接到也许是荷兰，也许是美国、澳大利亚等任何正处于工作时间的国家，由那里的技术支持人员予以解决。不过中国客户多数不愿接受这种方式，他们更喜欢面对面的沟通和被服务。但现在，由于不能出差、减少见面，这样的网络服务变得顺理成章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典”给了思科一个“教育客户”的机会。开省钱的会

　　工作方式的改变，也刺激了IT在企业内部的应用。一家大型物流公司平常难得一用的电话会议、网络会议设施，现在已经成了香饽饽。IT技术主管鼓励分工不同的工程师将业务进程和信息共享，以便有人出现问题后，其他人能及时接替。以往要2～3天才做一次的业务数据备份改为6～12小时就做一次。

　　春兰集团在上视频会议项目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它会首先在应对疫病方面立下大功。视频会议系统是春兰集团2002年度信息化重点项目之一，它以春兰销售管理总部为主会场，以分布于全国范围内的46个驻外营销管理处为分会场。利用该系统，春兰高层管理者与各地营销人员之间可频繁地进行沟通与交流，同时，46个驻外营销管理处可根据需要分地区自由组织会议，研究区域营销策略，解决营销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据初步计算，2002年春兰集团因使用该系统节省的各类费用就高达3000万元以上，今年该系统带来的好处恐怕就不能仅从节约费用的角度来考量了。

　　4月24日，中国电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新闻发布会在其办公楼18层的大型会议室中召开。当天，“非典”恐慌笼罩北京城，街上行人寥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会和香港方面的中国电信香港公司、摩根斯坦利集团、香港各大媒体记者共50多人，通过3根ISDN线路和香港的视频终端直接相连，实现远程的“面对面”沟通，中国电信高层通过该系统直接回答了香港记者的提问。

　　5月9日，联通要在上海召开A股股东大会，同时有20多家企业都要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上海市政府破例允许会议采用视频会议进行。联通综合部总经理孙谦乐呵呵地说：“其实这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现在有个机会尝试一下，以后没准就可以成为一种开股东大会的方式了。”据称，目前上海电视会议系统的使用量是过去的4倍，上海电信提供的电视会议专线已经爆满。

　　以前在商业合同里总能看到“无法抗拒之外力”的条款，“非典”终于让许多企业对这个词有了切肤之感。“非典”对企业的运营总有不利的影响，但利用好了正好也可以推动一些平常推动起来比较困难的事情，比如艰难的信息化进程。

　　催生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

　　在这次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以美国为例，今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发布非典疫情警报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就马上启动了应急工作中心。这个中心原本是为解决在2001年美国“炭疽菌”事件中暴露出的卫生部门信息不畅的问题而花费700多万美元建立的，全天24小时连续运转，在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各级地方卫生机构之间，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间实现即时信息收集、处理。当有怀疑是恐怖袭击的大规模传染病发生时，医疗专家将在一天内完成对疫情的全面评估，包括有多少病人、病情轻重、病人与外界接触范围以及有多少人群急需保护等信息，都能够快速提供给国家领导人。

　　同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建起了一套全美卫生信息交流机制。今年3月12日后，该中心经常针对“非典”召集地方卫生官员举行电话会议，政府卫生主管官员每隔几天就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电话新闻发布会。此外，美国还通过将制药企业、连锁药店、医院以及公众连为一体的信息系统，保证全美的各大制药商、药店和医院可随时通报相关的库存及用户需求情况，以便在最短时间之内将所需的药品递到公众手中。

　　中国政府已经在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4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强调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处理机制，特别是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和预警报告机制。我们看到，在此次疫情中，相关应急的系统建设工作已经展开，比如4月22日开通的北京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直通专网等。可以预期，一个更严密和更强大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将很快开始。-

　　危机中的供应链

　　曹建伟/文

　　虽然“非典”并没有严重袭击上海，但是危机显然影响了上海熙可物流公司的生意。“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忙，也比任何时候学到的东西都多。”该公司总裁沈绮纬说。上海熙可物流是一家年收入超过4亿元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以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为基地，为3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提供综合物流和物流信息化解决方案。熙可物流是靠供应链生存的，在沈绮纬眼中，身处“非典”危机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比供应链的问题更直接和致命了。

　　年初的时候，“非典”还没有在中国肆虐，但对广东已有不利影响，而该地区是熙可物流的大客户——联合利华、宝洁等企业的重要需求市场和物流配送基地。很快，联合利华和宝洁等就要求熙可物流配合他们实施危机应急解决方案，这包括管理机构的重新调整、市场布局的重新划分、物流仓储设施的备份、信息系统和产品配送方案的调整等等。“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一整套的应急方案，而我的这些跨国公司客户如此镇定和从容，更让我吃惊。它们的这些方案和镇定的心态可能来自于过去经历的战争，也可能来自于以前其他国家的疫病危机。”不管怎么样，沈由衷地表示佩服。

　　由于供求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公司的物流方案必须进行调整。危机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取向、周期、方式和区域，这必然引起供求的变化。在产品上，日用消费品、食物、医疗保健和消毒用品大量增加，宝洁公司必须抓紧多生产舒肤佳香皂，光明乳业得多生产早餐奶。同时，人们开始购买电风扇而非空调，购买自行车、汽车而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些产品的需求在大量增加(比如格兰仕的光波炉)，而一些产品的需求在大量减少(比如家具店里便宜的沙发床)。

　　这些需求的变化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物流公司和制造商必须及时调整制造和配送计划，加大应时产品的供应量。许多产品有时令限制，比如保质期、流行周期、季节性等，这些产品的需求量远远没有以前预期的那样好，物流公司必须调整供应计划。人们的购买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集中购买开始流行，这会让超市里有时候人很多，有时候人很少，这就需要商店和物流公司以及生产商之间无比密切地沟通，不然彼此的业务都会受到影响。实际上，目前许多供应链不完善的商店面对危机时都有些措手不及，要么出现大量积压，要么是供不应求。

　　而区域市场重心正在随着疫病的扩散程度不同而发生变化。北京周边和华南已经成为重灾区，这些地区的消费结构发生的变化最大，对某些产品大量需求，而某些产品已很难再销售，制造商必须重新规划它们把哪些商品送到北京市场，哪些减少或者干脆不送。需求变动的同时，这些区域的采购地位开始下降，很多地区不再欢迎来自这些市场的商品，物流公司设置在这里的仓储和配送设施，更多地需要处理进货业务，而不是出货业务。

　　以上的计划并不是靠写在纸张上的方案来执行，而是靠信息系统。“那些没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的物流公司肯定要倒霉。”沈绮纬说。

　　对于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优势，沈绮纬今天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戴尔公司在广州建立的地面专营店业务受到冲击。但是，该公司最强大的网上和电话直接销售系统开始自动发挥作用。显然，这种虚拟销售能力必然让其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大的优势。“这要求物流公司、厂商、渠道终端等企业信息系统的紧密连接和实时反馈。”沈绮纬说道。

　　沈绮纬的这些跨国公司大客户虽然知道“势比人强”，危机解决方案并不一定能力挽狂澜，但这是成熟企业面对危机必须遵循的商业逻辑。“危机处理这一课，中国公司是必须要上的，而许多企业供应链管理落后所造成的额外损失，就算是学费吧。”沈绮纬对记者说。-

　　在海外资本这个“太阳”对中国市场的近距离照耀下，“非典”的背后已经拖起了长长的影子。

　　短危机的长影响——“非典”对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信心影响的调查报告

　　张鹏/文

　　2003年4月的上海国际汽车展，恐怕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汽车展览中最有特色的一次。车展不变的主题——香车美女，添加了一个新伙伴——口罩。虽然展台上的汽车模特们依旧风姿绰约，但工作人员、礼仪小姐甚至参观者脸上的口罩，多少给会场增加了一些怪异的气氛。

　　尽管如此，这次车展的主办方还是感到欣慰。虽然绝大多数外国厂商没有亲自到场，而是把参展事宜托付给了中国的分销商，但毕竟展会顺利举行了，经济损失并不大。而上海原定在其后2个月内进行的近10个会展项目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上海一家专业会展企业的负责人满脸愁容：“近年来针对外资企业的会展活动与日俱增，而这次的‘非典’危机，对不少吃‘外资饭’的企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突然爆发的“非典”危机对身处中国的跨国企业的商务活动带来了极大影响。原本活跃的外资企业群体的商务活动更是前所未有地“紧急刹车”。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些企业在“非典”的阴影下是否可能调整其原有战略，其“拥抱中国”的信心会不会“刹车”?

　　5月初,《IT经理世界》与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公司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对非典疫情的评价及在中国投资信心度”进行调查。共电话访问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4600多家外资企业，回收有效问卷314份(样本分布见图1)。

　　如此低的访问成功率反映了调查工作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外资企业并没有在5月6日恢复工作，同时有大量外资企业没有符合受访条件的负责人在岗。

　　对政府是满意的

　　“非典”危机无疑是外资企业近期最关注的问题，72.9%的受访企业表示对“非典”“非常关注”。而此问题极低的“拒访率”也充分说明了外资企业对关乎自身的“非典”明确表示了担忧和警惕。

　　“非典”已经是一个波及到全球的危机，作为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国自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扰动。上到全球计算机行业的配件价格，下到巴黎那些磨刀霍霍针对中国游客的扒手，都已经感到了“非典”的危机。而在本次调查中，外资企业认为“非典”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要明显严重于“非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见图2)。

　　实际上，“非典”所带来的冲击并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以体现的。由于业务受到“非典”冲击，某全球移动电话生产巨头决定，将不与合约到期的员工续约，淘汰其中国手机工厂的250名员工(约占工厂总人数的3%)。据称，该公司是首家公开表示因“非典”而缩减人手的外资企业。不过，安邦咨询的分析师指出：“在移动电话的销售上，几大外资厂商去年以来无一例外表现不佳，进行调整是迟早的事。而‘非典’疫情，只是为减员助推了最后一下，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在本次调查中，有近七成的企业认为“非典”对其业务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也有近两成的人认为“没有影响”(见图3)。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近九成的外企高管人员对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应对“非典”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见图4)。与之对应的是，有九成左右的外企高管人员对中国政府领导全社会战胜“非典”表示有信心。

　　实际上，在大多数外资眼中，中国政府在社会资源调动和组织处理社会性问题方面有着西方国家所没有的优势。“所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某外国金融机构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说。

　　与战略无关的短期危机

　　外资企业对中国政府战胜“非典”的坚定信心，以及下面的几项调查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得出外资企业普遍把“非典”看作短期危机的结论。

　　认为中国政府在“1个月后”和“3个月后”对“非典”感染的控制有明显效果的外企高管人员最多，分别占31.8%和29.6%。认为在“半年后”中国政府会对“非典”感染的控制有明显效果的外企高管人员也比较多(16.9%)。值得注意的是，对此表示“说不清”及“拒答”的人群比例也高达14.3%。

　　外资企业普遍认为此次危机带来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调查中认为“非典”将在半年内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外企高管人员最多，认为会在1年内产生影响的人在三成左右，认为会在3年内产生影响的人在一成左右(见图3)。可见外资企业普遍认为“非典”对经济环境将会产生6～12个月的不良影响。从企业的角度看，这段时间一般应该被划入“短期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两项针对“非典作祟时间”的调查，都有较高比例的企业表示“说不清”或者拒绝回答，而外经贸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进一步指出，应该注意到目前外资企业回答的“主观希望”特性。也就是说，外资企业的回答反映的是其预期的或者是可以容忍的“时间限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控制疫情和消除不良影响的工作时间相当紧迫。

　　基于“非典”对中国经济和商业环境是短期影响的普遍预期，目前，表示在中国市场投资有信心的外资企业占到了八成(见图5)。更有参考价值的是，数据分析显示，对于“非典”影响中国经济的严重程度持有不同看法的外企高管人员，无论是认为“非典”对自身企业的业务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外企高管人员，还是认为产生了有利影响或认为没有影响的外企高管人员，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国市场均抱有较高的投资信心度。

　　“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度没有降低，这是正常的。在中国国内的投资需求上，‘非典’只是短期冲击。投资需求更多受经济、技术、制度等长期因素的制约，即使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是后滞性变化，因而不会出现大幅下滑。”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江小涓博士说。

　　调查也证明，未来5年中，有超过五成的外企高管人员表示会扩大其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见图6)，仅有3.5%的人表示会缩减投资规模，而这种缩减当然很难与“非典”直接挂上干系。

　　江小涓表示：这组数据与以往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数次调研的结果相比基本相同。其在2001年和2002年两次调研显示，在5年之内准备扩大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占61%和55%。

　　从地区性差异到国家竞争力

　　本次调查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发现就是身处北京、上海和广州地区的外资企业，因地区差异而体现出来的观点差异。

　　北京外资企业中“非常关注”中国“非典”疫情信息的人群比例(79.5%)要明显高于广州外资企业高管人员中持同等关注度的人群比例(61.0%)。而比较不同地域的外企对其所在地的当地政府过去一段时间内应对“非典”所采取的措施的满意度时，上海地区外企高管人员中表示“非常满意”的人群比例明显高于北京和广州(见图4)。

　　直观地看，由于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处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在地企业的感觉自然有所差别。不同地域的外企因“非典”对其工作安排做出的调整措施也差异明显——北京外企“在员工的工作时间和方式方面做出了调整”的为81.4%，广州外企的比例为61.3%，而上海外企仅37.2%。

　　不过，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外经贸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指出，应该注意到外资企业在三地分支机构的性质和主要责任存在差异。“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在全球体系中有三种最重要的节点。”王志乐说，“落实到中国，北京往往是许多跨国公司的运营管理中心和研发中心，上海是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同时也是一些跨国公司的运营管理中心，而广州基本上都是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

　　不同节点的工作性质存在重大差别，面对“非典”冲击所承受的损失也不尽相同。在本次调查中，北京外资企业高管人员中认为“非典”对其业务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的比例要高于上海和广州，而与之相反，上海和广州地区的外企高管人员中认为“没有影响”的人群比例则要明显高于北京(见图3)。

　　可见，“非典”主要打击的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区的企业“运营管理中心”。而对人员流动性不强，通过严密防护就可以抵御“非典”的“制造中心”还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再考虑到上海未被“非典”大规模侵害的因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处北京的企业机构受到的不利影响最为突出。

　　“非典”对企业运营管理中心的打击是非常猛烈的。一家日本家电企业毫不讳言的说：“‘非典’的爆发恰好处在一个对我们杀伤力最大的时间。”4月1日是几乎所有日本企业新财政年度的起点。一般来说，这正是企业运营中心最为繁忙、企业高层频繁活动的关键阶段。然而，在今年4月11日东芝公司总裁访问北京之后，上半年计划访问北京的日本企业首脑基本上都推迟了访问计划。

　　而“非典”在春季爆发，对许多欧美企业运营中心的杀伤力也不小。Intel等公司原计划在中国召开的重要全球会议被迫推迟。欧洲一家著名保险公司领导层4月至5月有3次访问中国的计划，现在已经全部推迟或取消。更有不少欧美企业干脆暂时“打烊”，比如某美国知名企业级软件公司就在4月临时性关闭了其300多人的北京代表处。

　　本次调查中，北京地区访问对象的“过滤量”(访问失败率)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在127份有效问卷的背后，竟然是2649个由于无人接听电话、负责人不在、拒绝访问等原因造成的访问失败，这个数字足足是上海的5倍。

　　另外，在外资企业因“非典”对其工作安排做出的调整措施中，“在员工的工作时间和方式方面做出了调整”和“取消或延期举行一些公司业务方面的商贸会议”是提及最多的两个措施，均是63.2%。其次是“取消或延期实施一些公司产品或服务方面的市场推广方案”。而对制造中心影响最大的“取消或者转移订单”选择仅仅占0.8%。

　　由于本次“非典”危机主要影响外资企业运营中心的工作，而这些受影响的工作，比如企业首脑访问、大型的推广活动等等，大多是推迟而并不是取消，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非典”对外资企业的短期不利影响很大，但并不会影响其在中国的长期投资政策。

　　但王志乐特别指出：“不要忽视0.8%的订单转移。跨国公司的运营管理和研发中心往往比较稳定，而制造中心一般有备份。一旦跨国公司开始出于安全和成本等考虑把订单转移到其它制造中心，这种损失才是真正难以恢复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此次调查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两个行业的外企高管人员中认为“非典”对其业务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它行业，其中传统制造业中持有这一观点的人群比例最高(见表1)。

　　不过这些企业普遍还是很紧张的。一家地处广东、生产旅游鞋的合资企业就坦言：“虽然现在一切正常，但是我们最担心两个：一是工厂出现疫情完不成定单，二是产品被客户以‘非典’为名拒绝接受。哪一个我们都承受不起。”

　　台湾鸿海精密仪器公司则表示正在全力保证自己在北京、苏州和深圳三地的几家工厂不出任何问题，并且随时准备在三家工厂之间进行业务协调。而苏州富士康的员工则严峻地说：“富士康的工厂出现一个‘非典’病人，全球电脑市场都会引起震动。”

　　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主要由庞大而持续增长的市场、低廉的生产成本构成。外资企业不会因为“非典”这种“偶发性天灾”而降低对中国市场的预期。但由于中国社会公共设施、医疗卫生体系等领域多年来的缺陷突然暴露，有可能对外企的制造基地布局策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虽然没有必要因这种影响而悲观，但为了在全球供应链中真正坐稳“中国制造”的位子，为了保持对外资持续稳定的吸引力，在已讨论太多的优惠政策、配套设施、海关效率等等之外，全面改善“商业环境”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急迫。-

　　“非典”今天对企业的一般商务活动和经营计划有着非常大的冲击，但是对生产和研发策略及投资战略还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由于前者在企业运营要素中调整成本较低，所以目前的损失是可以被迅速恢复的。

　　目前我们应该阻止“非典”对调整成本较高的后两部分运营要素造成影响。因为对外资企业来说，这两部分的调整成本虽然较高，但一旦调整和转移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也更加难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