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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产这个舶来的概念似乎变成了富裕人群的代表，而且目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严格意义上的中产并未形成，这部分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供的十大阶层构成比例中，农民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4％。
“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张五常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尼葛洛庞蒂
令人激动的“中产”
1999年，临近建国50周年前夕，国家有关部门无比坚定地宣布：我国部分地区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翻两番”的既定目标。
在这个美好而鼓舞人心的现实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受中国政府委托，花费三年时间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推出了一本叫做《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学术著作。这本试图指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书，忽然让人们按捺不住激动，关于“中产”的话题以令人亢奋的速度昼夜传遍了好几条大街，穷朋友们几乎像未庄的阿Ｑ哥一般唱起来了：“得，锵，锵令锵，锵！”
而与此同时，一本以炒作概念而知名的南方时尚杂志，怀着暴发户的激情，疯子似地为所谓“中产”贴上了价格标签：“在国内要过上中产生活，菜鸟级的中产需要家庭双方月入10000元，熟练级中产为月入20000元，高手级中产是40000元左右。至于骨灰级中产，则不取决收入，而取决于心态了……”它显然依据了美国研究顾问公司Ｒｕｎｚｈｅｉｍ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关于中产生活的一项全球22个城市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要过上中产生活，全球不同的城市花费不同，在美国底特律每年的生活费约54万港元，在韩国汉城需要高达130多万港元，而在中国北京，则约78万港元。显而易见，这些坚硬无比的数字会让那些正在兴冲冲进入中产和正在准备进入中产的人万分沮丧地尖叫起来。2001年，北京市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尽管达到了3000美元，但这个经济指标中并未将多达数百万的底层外来人口统计在内。
谁是“中产”
在美国，中产指家庭年收入2．5～10万美元的人群，这个群体占了美国总人口的80％，“大众”几乎就是中产的代名词。但在中国，中产这个舶来的概念似乎变成了富裕人群的代表，而且目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严格意义上的中产并未形成（这部分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供的十大阶层构成比例中，农民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4％），而那些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称之为暴发户更合适，暴发户并不意味着稳定。
弗兰茨·卡夫卡曾经忧郁而伤感地指出，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乱，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不幸的是，我们至今仍在继续着这种让人遗憾的“传统”，喜欢预测未来的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尤其惯用此招，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出笼一个又一个危险而且可疑的“概念”，企图以此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总动员。而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农民派头十足的做法（好比手里攥着一把青草与驴子展开温情而有效的对话）居然屡试不爽。
我不得不在此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先生，他这样来解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他说：“看上去不合理，但是管用。”
而退一步讲，如果我们为所谓的中产勾勒画像，我愿意首先将其理解为一个稳定的文化概念，一种温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社会等级的分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二元收入结构，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在这种格局下，显然不能以美国的中产收入水平为参照来描述我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院劳动工资研究所徐振斌博士接受采访时称，给我国理想中的中等收入人群画像具有多种方式，如从收入绝对水平上讲，家庭年人均收入是1万元至2万元；从家庭成员来看，是三人家庭，双职工；从职业来看是教师或公务员或企业职工，工作稳定；从办公条件来看数人在一间15平米至25平米的办公室工作，有自己的办公桌，办公室比较明亮；从职位上来看，是一般工作人员或中层以下岗位的单位领导；从学历上看，是大专生或本科生；从技术职称上看是中级技术职务；从行业部门上看，是机关事业单位；从消费水平上看，有60平米至90平米的住房，有高档家具耐用品，但一般没有轿车，也很少自费外出旅游度假；从储蓄水平上看，家庭有10万元左右的存款；从年龄来看，是在30岁至45岁之间。概括地讲，这个标准的“中等收入人”就是一个“小康人”、“比较富裕”的人或“白领”。
“中产”意义
1941年，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鲁斯（Ｈｅｎｒｙ Ｌｕｃｅ）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之说。而1911年前后，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Ｅ·Ａ·罗斯在中国兜了一圈后，自以为是地断言：“假如中国人有幸经历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不至被任何历史的反动、外族统治及内乱所打断，至多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会与美国平民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两代人的时间早已过去，罗斯也早已灰飞烟灭，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却不幸历经了太多的飞坠浮沉，今天需要急于解决的问题依然不少：3．5亿人口每天收入还不到1美元；拥有1．32亿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等工程都还是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建设等等。
那么，当全球化成为宏大的叙事背景，当中国在2001年里将申奥成功、举办ＡＰＥＣ（亚太经合会）以及加入ＷＴＯ三件大事一气呵成，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更加坚定深入，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深圳等地更像“世界工地”，摩天大楼更是代表商业文明时代的中国财富、权力、发展与现代化……此时，我们是否可以问：21世纪会是“中国世纪”吗？
毋庸置疑，在中国通往强健之路上，中产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因为他们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代表时代的精神文明水平。由于中产者相对富有，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是得益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因而更主张渐进改革和法制健全。社会学家尤其认为，成熟的社会人群构成应该是“橄榄型”，中间是庞大的中产人群，有钱人和穷人都是少数；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人群构成无一例外呈“金字塔型”，也就是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越往上人口比例越低。实践表明，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原来处于塔底部的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社会成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向上流动，向社会等级体系的中间靠拢，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与稳定力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中产人群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的中产人群将由五类高级人才构成，包括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科研人员，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但不是现行体制下的，而是指民营和外资背景的，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外资企业中的中国中高层人员及一部分私营企业家。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资本”。这种“软资本”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相对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比普通收入的蓝领阶层更富有，但与暴发致富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在生存态度上与价值观上则更具进取心。正是两方面因素结合，使他们成为渐进改革和法制健全的坚定支持者。
大多数中产者的智慧集中体现在赚取财富上，《穷爸爸，富爸爸》说，中产家庭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最本质的区别是，中产者一定会告诉他们的孩子，钱是命运的代名词，要尽快掌握金钱增殖的方法；而穷人的孩子要知道金钱的重要性，多半是在自己陷入的生活困境的时候。事实上，中产者普遍接受现实秩序和渐进原则，认为必须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要打断行进的节奏，因此决不能停止工作和挣钱，因而他们又是最忙碌的人，有时候生活甚至就像是一道程序：工作、挣钱、消费、房子、汽车、医疗保险、教育……难怪在《格调》一书中，保罗·福塞尔视中产为“最最势利的一个阶层”，最没有个性，生活也最乏味，缺乏意义与创新。
但是，生活并不像当年电视剧《过把瘾》里嚷嚷的“钱是什么？钱他妈的就是王八蛋”那样简单而豪壮。
中产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基于对中国现状和前途的乐观精神，我认为，未来社会最理想的中产者应该是温和的知识分子、知识型的企业家与新一代的技术专家这三种力量的伟大结合，并且应该在继续保持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他们的人生版图上，财富是其殚精竭虑后标榜人生成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归宿，他们必须用较之挣钱更辛苦和更认真的态度，向社会回馈财富，以弥补市场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某些遗憾。这之前，洛克菲勒们这么做了，卡耐基们这么做了，ＣＮＮ的特纳、甲骨文的埃里森、微软的比尔·盖茨这么做了，就连并不富裕的邵逸夫也在不遗余力地捐钱办学……
人人中产的梦想是否遥不可及和高不可攀呢？我们也许可以试着问一下自己：10年以前，而且仅仅是10年以前，我们每月拿着几十元工资的时候想像过那时的万元户在今天会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中产显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扩大其人群的作用，如果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讲，在我国能较好地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使包括高、中、低各不同收入人群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能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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