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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KV江民杀毒王2003低调下线。在北京海龙大厦，该产品的柜台价为199元，而在2002年那场价格战中，同类产品只卖49元。
业内人将2002年9月11日，金山率先把两款杀毒软件产品降到50元的行为，称为杀毒软件市场的“9·11事件”。由此引发的惊心动魄的价格战持续了两个多月。时至今日，从厂商到渠道商都没能摆脱“战争”的阴影，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仍在“淌血”。
“价格战”后流血不止
据江民公司常进喜说，当时公司参战的主要动机，是阻击对手产品，实现短期销售业绩。然而，通过渠道监测他们发现：由低价拉起的销售势头不久就急速递减，估计20天后，低价效用将基本消失。因此，在第15天，江民公司停止向代理商发货(KV3000杀毒王)，打算通过源头截流的方式阻止价格战。但是当“停止向代理商供货，停止生产，停止销售”的指令发出去之后，渠道却“失控”了。“他们(代理商)手头有积货，没法阻止他们卖下去。”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低价KV产品在市场上销售。
“短期的低价行为，带给行业的伤害是长期的。”常进喜这样说。一个月销量20多万套，数字很漂亮，但落到手中的利润却“惨不忍睹”。常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江民KV杀毒王为例，原零售价是199元，批发价在90元左右，那么销售20万套的收入是2000万元，公司实际入账可达600多万元。但以零售价49元，批发价30元计，实际入账只有二三百万元，利润缩水了一倍还不止，再加上研发、宣传、推广、人员成本等，结果不言自喻。
“以暴制暴”固不可取，但坚守阵地的结果又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瑞星的态度很老实，“如果我们跟进降价，那第一个‘奏国际歌’的就非瑞星莫属了。”当时“辗转反侧”的思想斗争，让瑞星副总裁毛一丁记忆犹新。瑞星有150多人的研发队伍，60多人的服务团队。“即使一个月内卖出500万套都不足以平复单品销售的损失。所以我们选择观望。”但是，在观望之外，还有主动出击。“拼命往渠道上砸钱，问题就全解决了。”瑞星一位市场销售人员道破“天机”，“我们放给渠道的利润是降价产品的两倍有余，自然能调动他们的热情。”据他介绍，一块销售店面的海报展位原价1000左右，而瑞星可以出到5000元；而2000元／天的活动场地费，瑞星也抬高至2万元／天。
也因为如此，不少购买者有了这样的困惑：“如果你要买杀毒软件，店员会直接拿瑞星产品给你。你要是问金山或江民的产品，他们会回答卖光了，如果你非‘金山’、‘江民’不买，他们才会不情愿的递给你。”可以想见，由于做活动花出了成倍于对手的钱，真正落在瑞星手里的利润也将虚脱不少。
登陆日本：又是低价那一招
“觉悟”与“反思”，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两个词，如何恢复产品定位？如何调整消费心态？如何重建品牌形象？面对这三大命题，杀毒厂商们谨慎的表示：这需要很长的修复期，而2003年杀毒软件市场的重点，必将会从国内单机版市场移向其他领域。
2002年12月底，“借船出海”到日本的江民，再次与瑞星“狭路相逢”，双方均称，他们将在此开辟中国内地杀毒软件的“第二战场”。瑞星公司总经理刘旭放言：“瑞星的目标是要在明年做到日本单机版杀毒软件市场的前三名。”而江民同样把目标指向日本反病毒市场的前三甲(日本反病毒市场居第一位的是趋势，其次是诺顿)。
有一组数据支撑了他们的豪言壮语：日本每年单机版杀毒软件销售量超过400万套，是中国单机版市场的4倍；当前，日本反病毒市场总容量高达30亿元人民币。“一方面当地没有本土的杀毒软件产品，另一方面，我们的产品从文化上、消费心理上也都更具贴近性，”毛一丁补充强调：“那里市场还不够‘活跃’。”
“初来乍到”的中国内地杀毒软件厂商分别将定价放在400元～500元人民币，低于当地产品(趋势、诺顿)100元人民币左右，再次显示出来自中国内地的杀毒软件厂商的“老辣”。但面对国际性的竞争对手，他们也不得不“谦虚”的表示：像他们这样的“生面孔”，在那里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与此同时，国内的杀毒软件市场似乎也将出现某种转折。2001年，瑞星个人级产品与企业级产品的销售比例是7∶3；到了2002年就变成了6∶4，企业级产品需求增长了1／3，而个人级产品需求变化不大，“2003年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个人级市场投入更多的精力呢？”毛一丁表示：2003年，瑞星的目标是将个人级产品与企业级产品的比例做到2∶8。
交大铭泰网络安全产品副总裁朴圣根断言，2003年，国内防毒市场热点一定会转向企业级市场。这家2002年新杀出来的“反毒斗士”，一直扮演的是挑战者的角色：挑战“天下病毒”，挑战“蓝色安全革命”；挑战吉尼斯；但愿这一次他们是看准了机会，而不仅仅是为了挑战。
无论转向企业级市场，还是投身海外市场，可以预见，国内杀毒软件厂商“绕开大路走两厢”的市场策略，如今已然被抛弃，单机版市场不再是他们的“避风港”，而2003年国内反毒厂商与国际反毒厂商的直接冲撞将会大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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