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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宝已经辞去了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职务，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 从5月28日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两只股票在沪、港两地爆发性下跌开始，几天以来，中国银行（集团）副董事长、中银香港原总裁刘金宝及“上海首富”周正毅已经深陷舆论漩涡。由于记者们始终无法从中国银行总行等相关机构获得刘金宝“仕途”的进一步消息，种种未经准确证实的传闻纷至沓来。尽管早些时候曾经传出刘氏行将出任交通银行行长的“版本”，但近期，各大媒体的报道均称刘金宝与周正毅的贷款一案有关联，且刘金宝已被“双规”，香港《信报》称，无论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刘金宝的政治前途都已经完全断送。 作为发迹于体制内、游刃于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银行家，刘金宝与朱小华、王雪冰有着某种近似的履历。他们都游离在银行家身份与官本位之间，通晓国内外清晰或不清晰的规则。朱、王都因改革之举名声雀起，但却如流星般迅速坠落。刘金宝最后的结局还是一个谜，但在这些事件背后，人们陷入了对银行体制和银行家命运的迷思。 信息披露体制遭到质疑 6月2日清晨港股尚未开市，港交所一位交易员就告诉记者，估计中银（ＨＫ2388）还会有异动，但他同时强调：“中国银行在香港举足轻重，中银香港为当地的大型挂牌银行，股价大幅下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件事他们应进一步公布。” 这种观点代表了香港财经界相当部分舆论。早在5月29日举行的中银香港挂牌后首次股东会上，在香港有“股坛长毛”（经常示威）之称的港交所新任董事、证监会股东权益小组成员、及网上财经评论员维柏（Ｄａｖｉｄ Ｗｅｂｂ）向中银香港董事长肖钢提出，中银香港为上市公司，任何有关传闻及高层调任，均会影响存户及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因此要求肖钢作出回应。但是，对于所有关于刘金宝和周正毅的传闻，肖钢均未作正面回应。 事实上，肖钢的不置可否引发了更多的猜想。按照中国银行总行2002发布的年报，刘金宝在整个中银集团领导层的地位仅次于当时的行长刘明康、副行长孙昌基。香港市场认为刘金宝的调动之事颇不寻常：首先，中资机构高层人士每有正常的职位调动，往往会同时宣布其新任命，但刘金宝被免去两个中银香港的实务职位后，并没有获得新的任命安排。其次，现年50岁的刘金宝并未达退休年龄，但却被削去行政实权职位，仅获保留的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一职只是个虚衔。记者为此专门向中国银行总行相关部门求证此事，但该行人员既不否认，也不肯定这些传闻，并称不知道刘金宝的去向。 可以说，“股坛长毛”向肖钢的发问是紧紧咬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教义，按照他们的逻辑，相关方面似乎不应对这一问题讳莫如深。那么刘金宝异乎往常的调职又意味什么？也许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体制无常之痛。 中银香港是香港的银行兼挂牌公司，受香港银行条例及上市条例规管。但香港市场的反应起码可以看出内地惯例与香港惯例的冲突。从以往的几大行长“移宫换位”对调来看，事先几乎也没有任何征兆。因而香港依然有少数人相信，刘金宝还可能执掌交行或襄助中国银行上市。 然而此次不同的是，中银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上市公司，而且刘金宝事件涉及与周正毅关联的数十亿港元贷款。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广大投资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人声鼎沸的舆论压力，无论是风头正盛的银行家还是坐拥百亿身家的富豪，他们都丢不起这个名声。 银行家与官员移宫换位 早些时候，刘金宝由香港中行“海归”及刘出任新职务的传闻，是符合近几年几大银行之间官员调动的先例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郭田勇博士说：“由于过去‘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国有商业银行同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之间的对调、交流是非常频繁的。这既是对历史的沿袭，有时候也是现实的需要。” 但是形势发展到今天，这种金融高层换班的惯例也日益彰显出它的弊端。从刘金宝事件引起的反响来看，没有一定透明的人力资源制度、信息披露规则，国有银行不可能建立健康的法人治理结构。郭田勇博士将这些弊端概括为：“道德风险、政策的不连贯、自上而下的官本位银行文化、无法开展有效竞争。” “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行长一直是副部级领导干部，1990年以来，由四大行行长转而至政府高官者不胜枚举。同时四大银行、央行、证监会及后来的银监会——中央直属金融机关领导班子之间也不时进行“移宫换位”的调整。第一种情形是由商业银行行长擢升为金融监管或其他机构官员（参见本报1月15日报道《三高官履新之后的中国金融之路》）。戴相龙、王岐山、周小川都曾担任建行行长，而新任银监会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先前分别是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执掌者。第二种情形则是由监管机构官员执掌商业银行，如中行新任行长肖钢就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第三种情形同样也不少见，金融高层大换班几乎都会出现商业银行行长之间的对调。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羊子林就曾经由中银香港转任工商银行副行长；几年间刘明康更是辗转人民银行、光大集团、中行、银监会，其角色亦数度改变。 回过来看刘金宝的银行家生涯，也正是这些人事规则给传媒留下了猜想。 2002年7月，中银香港上市之际，刘金宝与刘明康举杯相庆。7月28日，刘金宝和刘明康又来到长城为中银香港上市庆祝。一个多月以前刘明康履新挥别中银，而刘金宝此时却深陷是非漩涡。 “官本位”文化妨碍发展 外界对刘金宝猜测越来越多，不由让人联想到已经落马的朱小华。后者曾为中国金融界红极一时的年轻银行家。刘金宝也是由上海发迹，他曾获得上海社科院的博士学位，而朱小华这个不起眼的上海财经学院夜大学学历，在博士如林的中国金融新秀中，显得格外奇特。 改革20年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部长级官员的年轻程度，以金融界为最。虽然这与金融业的专业要求有关，但这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官员们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朱小华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他并不是最早陨落的一个。除了这些显赫的人物，这十几年中国金融系统中出逃、入狱的“犯事”人员不少。而且金融系统犯罪往往“罪无小罪”，在见到太多人失足之后，人们总希望不会再有下一个食河豚者。 许多外国观察家在对这些银行家表示同情的时候，总是认为导致这些人最终掉进陷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们究竟是银行家还是官员？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中银香港上市前夕，刘明康宣布为刘金宝加薪，有消息称，刘的年薪增至550万港元。 离开中国银行前，刘明康2003全国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三年历史”的讲话。讲话中提出“执政兴行”的口号。 关于刘金宝事件的最后结论，所有的财经媒体目前都在“听其言、观其行”——密切跟踪下一步的动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有银行行长与政府官员角色转化，他们在官员和银行家身份交错中，四大银行人力资源体制上亦感染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和官本位意识错位的“慢性呼吸窘迫症”。这种官本位的银行文化，即使是一个刚刚加入其中的大学生都能感同身受。他们知道今后的事业追求就是要努力提升行政职务。 刘金宝事件也在提示，今后的银行改革之路不能再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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