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7日电(记者袁晔) 明朝末年的中国医学名家吴又可在创作《瘟疫论》时肯定没有想到：361年后，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的一剂药方又被后人用来应对一种全新的病毒。

　　2003年4月下旬，新加坡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陈鸿能博士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李经纬教授打来电话，推荐用“达原饮”预防非典，“效果很好。”“达原饮”正是吴又可的那剂药方。其时，非典型肺炎正在北京等中国20多个省市以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肆虐。

　　研究中医史已45年的李经纬告诉记者，当初吴又可是在瘟疫初起、病因不明的情况下，用药清热利湿，调节人体功能平衡以防病治病。“这与非典的情形类似。”

　　非典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的中医药专家就通过媒体向公众提供了多个预防药方，药店的煎药机24小时运转，中药企业成为非典时期不衰反荣的行业之一。

　　人类与疾病的角力始终是一场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积累的医术，使后世更多生命得以挽救。在中国这个如今已有13亿人口的国度，传延数千年的中医药不啻为一个范例：从传说中神农氏遍尝百草到上世纪初，五千年除病济世的重任始终由中医担当。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到公元1840年，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疫病。中医药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

　　“古人非常重视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主笔、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负责人梁峻对记者说。据介绍，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载；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是一条漫长之路。最初，古人把烈性传染病的传播误认为是其载体“风”所造成，称之为“山岚瘴气”；东汉末，被中国人尊为“医圣”的张仲景提出了《伤寒论》，对外感热性病的发生、症候群、疾病演变过程总结了若干规律，确立了中药辨证论治的原则，使《伤寒论》成为中国首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末，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戾气”说，认为戾气是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有多种类型，从口鼻侵入人体，引起不同的瘟疫。

　　对此，中医古籍出版社专家郑蓉的解释是：在细菌学、病毒学没有诞生的年代里，“戾气”说对指导和治疗热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后人对吴又可的瘟疫学说不断完善创新，形成温病学体系，为中医治疗传染性疾病开辟了新的道路。

　　至近现代，传统中医学充分发挥优势，预防瘟疫的处方与药物纷至沓来：用苍术、雄黄等烟熏室内以消毒防病，用贯众、板蓝根或大青叶预防流感等。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闫晓宇说，古代验方记载了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乙脑病)，现代研究表明二者对病毒确有良好的防治作用。此外，古人用青蒿、常山治疟，而现代研究表明常山碱及青蒿素都是低毒高效的抗疟剂。

　　在与传染病的角力中，中国古代医学界所做的贡献造福全人类，其中尤以天花防治最为突出。

　　据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孟庆云介绍，天花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由于中国很早就萌发了“以毒攻毒”的免疫学思想，到宋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即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到明清，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医学家琴纳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又传回中国和世界各地。1960年天花在中国停止传播。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全世界彻底消灭了这个曾是最令人恐怖的传染病。孟庆云说，人类免疫史上的这一成功“包含了中国人所贡献的智慧”。

　　除了以药物治疗，古人还总结出隔离检疫、消毒、保持良好的环境和个人卫生、“未病先防”等经验应对疫病侵袭。西汉史料载：“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梁峻说，这意味着政府为控制流行病而建立了公立的临时医院，说明中国早在公元2年就对流行病采取了隔离措施。

　　梁峻告诉记者，在这次非典防治中能看到很多历史的影子：隔离治疗，阻断传染；颁布药方，群防群治；政府重视，全国动员。“这说明古人总结的经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抗击非典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医药的优势。”李经纬说。事实上，中医药的理论解析、药物研究和辨证施治观念在防治非典中的独特效用，已深获各方肯定。不少专家也有这样的共识：非典之战将成为中医药谋求创新发展的新起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