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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微软的唐骏和唐骏的微软

2010年07月23日17:28

  前后将近10年的微软经历,成为唐骏在中国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道路上越走越高的原发性动力。

  一位早年也在微软大中华区工作过的职业经理人告诉本刊:其实,那一代从微软出来的经理人,都是各大公司的抢手货,“微软的光圈,加上我们的职业经验,去哪家公司都可以要到不错的薪酬”。


  主笔◎王恺

  与微软的告别

  吴世雄,2003至2007年微软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用比较微妙的口吻和本刊记者谈起唐骏:“他走的时候,我们是十八相送啊。”那个唐骏从陈永正手中接过微软(中国)荣誉总裁证书的仪式,就是他一手操办的。他说:“好合好散嘛。我们也需要向外界说明,微软中国最近的职位,有了一些变动,至于外界将之理解为一次欢送仪式,那是外界的自由。”

  后来被唐骏反复描绘的“激情十年,告别微软”的仪式上,他被宣布是从“微软退休”的。

  这个证书含义何在?唐骏说,这个证书代表着他是“微软(中国)终生荣誉总裁”;还是如人所说,并非微软总部所颁布,只是大中华区所给予的一个奖励名目?吴世雄没有解释,只是说,这要问唐先生自己。

  一位熟悉唐骏,当时担任微软中国高级经理的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这个证书上确实写的是‘微软中国荣誉总裁’,只有英文。但是,唐骏强调说:“这在微软历史上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微软给了我这个终生荣誉,这是对我10年微软的肯定。”

  这位熟人淡淡地评价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这个名称,慢慢成了传说中的终生荣誉总裁。这个说法,和他进微软前后的所谓四大发明,也在外面流传开了,在我们看来,都属于无伤大雅的小故事。毕竟,他在外面的民企江湖上行走,需要这些来傍身——外面的人更看重这套。”

  在吴世雄看来,在当年,他们这些来自台湾地区的高管,相比起唐骏这批从大陆出去留学,再回国做高管的人,要成熟一些,甚至更本土化一些,熟悉规则。“毕竟,我们接触跨国企业的时间更长,在中国工作的时间也更长。”他说,是陈永正主持微软的大中华区后,整个微软中国才走上正轨。

  这是不是意味着唐骏的贡献不大?吴世雄还是那句话:“这要去问唐先生自己。”

  1994年唐骏任职微软美国总部的研发部门,1997年回中国创办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2001年,这个技术中心在上海市政府内挂牌,正式升格为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比尔·盖茨到场,轰动一时。这也是唐骏在微软的最大贡献之一。

  2002年,当时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离开,后来著书回忆原因是与当时的大中华区总裁、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黄存义争执造成了离职,结果唐骏被黄存义扶持,从全球技术中心负责人转职为微软(中国)总裁。知情人告诉本刊,当时唐骏很是跃跃欲试,但他也害怕和黄存义有矛盾,所以即使到了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是非常拘束。有人当时就指出,常年在台湾办公的黄存义之所以选择唐骏来负责微软中国,是因为他想“垂帘听政”。

  黄存义当然坚决否认,他说之所以任命唐骏,是因为他业绩好,而且,“了解中国”。

  事实上,唐骏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被黄存义制约的人,之所以从技术中心转职,有他自己的盘算。知情人告诉本刊,其实按照微软内部复杂的计算方式,唐骏作为全球技术中心负责人的职位并不比微软中国总裁的身份低多少,双方隶属于总部不同的分支机构,可是,唐骏“看重了微软(中国)总裁的舞台”。

  知情人告诉本刊,微软是个垄断型的销售软件的公司,“所以,这个职位该做的不仅是销售,而是搞政府公关,帮助政府打假,动员政府部门购买正版软件,去高校辅导学生使用正版软件”。

  当时毫无资源的唐骏有一种想法,要改善与政府的关系,就要多接受媒体采访,知情人觉得,这也是他从此喜欢在媒体亮相的开始。

  在政府公关上没建树,倒是那时候他在高校的演讲开始获得成功。“他是个有激情的人,而且特别会讲话,讲故事,讲他怎么每天站在教育部司长的门口,最后走出国门,怎么在微软总部获得比尔·盖茨的赏识,都是从那个阶段就开始讲起了,大学生们最热情,也喜欢听这种故事,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原来唐总可以做个演说家。”

  唐骏在此时的职位上的表现,被后来人评说为“无功无过”,销售业绩增长不大,可是自己的名声却越来越大,而最终导致他离开的,并非如他自己宣讲的与黄存义的矛盾爆发,最核心的因素是“销售业绩上不去”。

  结果,唐骏和黄存义在同一天知道,陈永正被总部封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兼任大中华区总裁,他们俩的互相汇报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知情人说:唐骏从前隶属于技术管理部门,现在隶属于海外部门,换的部门越多,与总部交往越多,唐骏肯定不遵守汇报过程,越过黄存义,直接向总部若干部门汇报过。这位知情人说:“当时微软中国肯定属于人事斗争特别复杂的外企之一。”

  可是,是否如唐骏自己所说的,可以经常向比尔·盖茨汇报,则是未知数。“比尔·盖茨到中国来几次,他当时在上海作为全球技术中心的掌门人直接陪同,肯定说过一些话,可是现在职位变了,他的身份也不过如此,真能时常向盖茨汇报吗?”最后,盖茨选择的是陈永正,据说是第三方咨询公司给的建议。

  陈永正上台后,市场、销售、财务和人事所有权力全部收归,开始全面整合微软中国的资源,他给唐骏的,只是一次“好和好散”的仪式。唐骏在微软这个平台上显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不过知情人说:“唐骏是那种计较面子的人,我们之后提起他不擅长政府公关,他还和我们急,表明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还举例子,说最近外地有地产商主动找到他,愿意把地价降低到底,拉他入伙。如果做事真这样方便,光靠他的影响力就可以做政府公关了。不过,从离开微软的那一刻起,他开了窍,知道自己要独自走下去了,需要把自己包装得更好,所以,把他在微软练习的职业经理人的身段,全盘地使了出来。”

  在微软的唐骏

  唐骏在微软练习了什么身段?

  1994年,他加入了微软技术部门一个工作小组,把微软一个英文软件,移植到中文简繁体、韩文和日文平台上,这是一项需时比较长的工作。唐骏后来回忆,是他领导着一个小组改进了工作方式,将英文做了“国际化的内核调整”,移植速度大大加快。他觉得,这是他对微软做出的最巨大的贡献。

  这只是一个技术人员的职位,微软(中国)的一位高管向本刊介绍:微软的人事序列中有技术专家的序列,不参与到高管的等级体系中,可是待遇会越来越好,全球一共有几百名这样的专家,唐骏那时候的职位应该可以算是这一序列。另外的序列,就是职业经理人的序列,那与别的公司没什么两样,不过微软的复杂之处,是部门众多。“你想想,微软一个部门就有几十亿美元的经费,数目庞大,所以他的一个小部门,往往比别人公司总部还大,等级和序列的复杂也就可想而知了。”

  1997年,在盖茨去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后,对中国的软件从业人员的基础有了了解——中国的软件人员聪明、廉价而又充满了全球化的热情。当年就决定在上海设立大中华区技术中心。

  作为高级经理的唐骏竞争到了这一技术中心负责人的职位,微软(中国)的那位高管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个职位在总部来说不算高,但是相对重要,因为中国是新开发的市场。不过,不高的职位相应的待遇也有限,唐骏当时是带着一笔经费和4位美国同事一起来中国创业,按规定,这4位同事一年后都要回美国总部。这位高管介绍说:“有点像是项目制,当时谁都没想到唐骏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技术中心做大。”

  唐骏放弃了技术岗位,转而成为管理人才,“这在他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技术人才在微软虽然待遇很好,可是今后的发展也就在一个简单序列内。而高管意味着选择更多,“当时中国大陆留美的学生们都还在各高校各实验室里学习,很少有像他这样进到企业的,所以他总觉得自己资格老。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外企工作的大陆高管聚会,他出场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老大”。

  他那个阶段的生活也像外企的洋老总一样,引得大家的注意:“常年住在酒店里,不买房,闲的时候就打高尔夫球,是上海那些洋大班的派头。”

  不过唐骏不光是摆派头,他工作上的成绩也算优秀。这位高管介绍,其实大中华区技术中心开始级别很低,可是两年后,就开始向东南亚及日本、印度提供服务,4年后,进入成熟期,先开始对英国提供服务,后来对美国本土提供服务。“唐骏那时候有激情,也有创业梦想,号称每天都在面试新员工,每个人的面试他都参加了,当时中心里全是最年轻的面孔,一水儿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少工作了一两年的就被提升了,我们那里25岁左右的经理比比皆是。当时大家都有点崇拜他,知道他是因为出色才从美国总部派回来的。”

  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当时成为微软在中国的某种象征。“记得他一开始上媒体鼓吹的还是全球中心的管理多好,一进公司就有职业提升计划,换季时提供雨衣、提包什么的。后来不同了,上的电视节目多了,他开始讲故事,讲自己如何面试,我记得那时候他最喜欢讲的故事是,我要招一个总经理助理,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合格,我主要考察人聪明不聪明,有三个问题,什么博物馆讲解人员把一文物误送给考察的领导了,她应该如何把文物要回来之类,听起来很像脑筋急转弯。其实我们招人更注重其基本素质,不是这些花哨的东西。”

  唐骏的一流职业经理人形象,其实是在媒体上慢慢塑造的。

  “他出去的时候,很多小企业捧他,我记得那时候为了推销,技术中心想出一个主意,找一些售前合作伙伴,说我还没把软件卖给你,已经开始提供服务给你。结果这里面有些很善于利用名声的小企业,其实也是想靠微软这棵大树,你就可想而知唐骏每次出场的受欢迎程度。”

  “那也是唐骏顺风顺水的几年,第三方咨询公司调查,这个部门的员工满意度很高,你知道,美国人很喜欢看这些数字,唐骏得到总部若干次嘉奖也并非虚言。总而言之,那时候盖茨是个神,唐骏类似于我们和这个神联系的纽带,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他优秀,有激情,包括包一趟专列带我们集体上井冈山这样的行为,大家都觉得充满了激情。”

  “其实他在微软已经具备了职业经理人的种种特征,并不是出去之后才学会的。那时候职业经理人这个词刚在中国兴起,他和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笑他,说在媒体上他已经是一流的职业经理人形象了,他表面上还推辞两句,可是看得出很高兴。不过他还是觉得职业经理人太弱势,在中国,职业经理人都是听老板的,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什么高昂转会费。老实说,他当年并没有做好离开微软的任何准备。”这位高管说。

  职业经理人的标准

  与唐骏比,吴世雄,包括他和唐骏共同的新上司——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都像更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吴世雄和陈永正都于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美国高校,更早地接触了美国企业,也都属于IT行业最早的中华区总裁级别的人。吴世雄在来微软前,任职英特尔中国市场总监,而陈永正是当时本土化程度最高的摩托罗拉资深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离开微软后,陈永正任职NBA大中华区总裁。

  不过,吴世雄和陈永正都不愿意评论唐骏,也不愿意评论唐骏是否合乎一个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标准。吴世雄很隐晦地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后来看见盛大的人,也从不谈这个问题。”

  他们这代台湾地区出身的总裁非常职业化:少说自己的事情,比较多为企业考虑,在其位谋其政,“把自己吹得厉害了,对企业没有太多好处”。

  相比之下,唐骏显然比较高调地宣传自己。唐骏的一位熟人向本刊记者介绍,其实唐骏不缺钱,他的投资有电力公司、铁矿和医药行业,都属于回报率很高的行业,可是,“他太喜欢当明星的感觉了,从微软出来的时候他还比较紧张,可是经历了盛大那一次后,他去新华都的时候,已经很自如了。他在盛大的时候就放话出去,说他要跳槽,结果找上门的公司还是很多的。他不缺钱,可是他喜欢有人捧着钱主动找上门的感觉,他就是要当职业经理人里的明星”。

  尽管东家的名气越来越小,可是唐骏并不在乎。 “他和我们说,从世界首富到中国首富,再到福建首富,表面上是他东家的名气小了,可是,我自己的价格在膨胀啊,10亿元的签约合同拿到眼前的时候,你们谁不会动心?”这位唐骏的熟人说。

  外界评论说,唐骏就是一个花瓶,被东家当摆设。唐骏的熟人说:“他显然也听说过这种说法,有一次打高尔夫球,他还对我们说,就算是花瓶,也有古董和地摊货的区别。显然,他觉得自己至少是名品。”这位熟人很赞赏他这种说法。■

  何为文凭工厂

  diploma mills

  文凭工厂或者称为学历工厂表现为许多形态。一些文凭工厂公然买卖学位,或是一份正规学校的抄本。其他的则保证申请者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学位,通常是5年以内。还有一种学位是根据申请人的社会经验,而且仅根据这种经验的描述给予学位证明,但是也在短期时间内要求学习任务,对比正规机构,这些任务是非常少的。一则广告称,如果一个学生能在少于正规学校所规定的时间内获得学位,那么这间学校很可能是文凭工厂。

  文凭工厂在某些方面与正规机构非常类似。例如,许多正规学校也给予社会经验学分,但是几乎所有的这类学校都要求学生提供一个深度报告,解释他们的社会经验与课程所学有联系,有时还要求这方面的论文。一些学校还在短期完成学位的机会。然而,这类为学生准备的机会,要求学生必须完成足够多的大学课程,也可能在一些机构完成学分,但是不会为完成学位而把学分合并。

  文凭骗局运动

  Operation Diploma Scam

  文凭骗局运动由一系列的调查案件组成。1980年,由美国联邦调查局、总审计部门、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在美国发起,最终致使超过20人被定罪,39家文凭工厂倒闭。

  从1980到199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分局开始了一连串分散独立的调查。

  首当其冲的是西南大学。它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治市,其后在美国国内外都展开了对文凭工厂的多次审查。调查期间,发现40份文凭被贩卖,授权联邦调查局16项执行权;19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状被驳回,40个高校倒闭,涉及逾20项罪行。根据这些高校记录,联邦调查局认定超过1.25万人从文凭工厂毕业,这里面包括联邦、州、县级的官员,还有许多毕业生活跃在商业、教育、法律,甚至医学领域。

  受调查的高校各有不同,或是个人经营,或是合作运营。在一些情况下,联邦调查局还被授权,要求美国邮政服务和国内税务局协助完成案件调查。最终所获信息将与联邦有关机构分享,成为国会听证的主要内容。

  听证内容来自,老龄化问题委员会下的房屋及消费者权益小组,1985年11月12日,对议员克劳德·派帕尔(Claude Pepper)的听证会。美国陆空军高级将领在联邦监狱中, 出具“伪凭证”(Fraudulent Credentials)证明他有罪。而该证据已经在西南大学、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赚取200多亿美元。在此听证会前,克劳德·派帕尔从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买了一个博士学位,因此他现在被调查官称作Pepper博士。

  之后举行的是国会听证会。2004年5月11日至12日,针对政府事务委员(白宫和议会)议员Susan Collins、国会议员Tom Davis,举行听证会,题为《伪造文凭和预期缺失:纳税人是否应该补助文凭工厂》。同年,美国审计局(GAO)对有关委员会成员所在的高校进行调查,甚至追查到议员Collins从莱克星顿大学获得学历的事情。调查员在其中一所高校假扮注册学生,并将调查时的录音在听证会上播出。

  最后一次,在2004年9月23日,由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下的21世纪竞争力小组举办,围绕国会议员Howard P。“Buck”McKeon案件,讨论“目前的保障措施是否能支持纳税人对抗文凭工厂”。

  阮多克的文凭工厂

  阮多克的文凭工厂在美国爱荷华州华盛顿边界线上的一所套房里,办公室里堆满印着大学校名的印章、钢印机、带有官方批准字样的图章,以及一摞摞未签名的学历文凭。

  迪西·阮多克(Dixie Randock)掌控着数十个化名网站、超过100个域名、至少21所文凭授予机构以及文凭生产线。她还拥有加勒比的境外银行账户。专家估计,她的产业链,至少为她盈利了700万美元,其顾客散布于131个国家的9600余人。

  阮多克很少出现在爱荷华州办公室,表面上,她是房地产经纪人,斯蒂夫销售房车。但多年前,他们就开始涉猎网络公司,曾卖过档案证书给想为行星命名的人,也开过一家网站,只要50美元你就可以在上面记录看到过的“超自然现象”,比如巨型脚印和UFO。

  当人们正讨论这位高中辍学生如何成为百万富翁时,她正有条不紊地调度身边的资源:斯蒂夫处理订单,她的高中男友诺瓦克负责行贿。一个地方印刷厂制造文凭,一个搞IT的负责网站,而她女儿和另外两个女人则负责接电话、寄文件、签文凭。

  62岁的诺瓦克假扮成游客,为阮多克开办的一系列“大学”寻求合法地位。比如,2009年初,他在华盛顿会见利比里亚使馆某副参赞,副参赞同意,只要给个合理价格,他便给圣瑞吉斯等“大学”提供公证。这所伪造的大学只是阮多克旗下诸多野鸡大学中的一所。

  阮多克希望有更多的政府文件,便派遣诺瓦克到利比里亚。不久,他们便拉拢了几位部长,成立“教育标准委员会”,以5万美元的价格为她的野鸡大学文凭提供证明。

  如果不是乔治·科林的出现,阮多克仍能在帝国的宝座上“坐享其成”。正是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大学的物理教授,终结了阮多克帝国的命运。2004年1月,他完成了一份上百页的研究报告,涉及对圣瑞克斯大学的质疑,并寄给了联邦贸易委员会。

  几个月后,丹佛市的正规学校“瑞克斯大学”提出诉讼,指控阮多克侵权。根据科林的建议,私营教育委员会成员韦伯委托托斯波坎市首席检察官,展开“金印章行动”调查。他们先假扮成要验证文凭的雇主,接着,又以另一身份以1277美元向阮多克的文凭工厂买到3个文凭,成为最有力的证据。

  诺瓦克于是再也没能回到利比里亚,阮多克夫妇因“邮政电信欺诈罪”获刑3年,其监狱房号被科林贴在办公室门上。

  (实习生刘拉雅整理)

  微软的中国高管们

  吴士宏

  在中国经理人中,吴士宏一度被尊为“打工皇后”。她从一名护士,通过自考获得了英语专科文凭。随后又在IBM中由一个端茶送水的小角色靠奋斗而步步高升,历任大客户销售代表、销售经理,1995年出任IBM华南分公司总经理。

  1998年2月,吴士宏离开IBM,受聘于微软大中华区CEO,成为微软第一个本土经理人。1999年6月,她辞职,在出走微软后,出版了《逆风飞扬》一书。同年12月,她加入TCL集团,出任常务董事、副总裁,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裁。她在TCL时期的管理失误导致TCL IT产业发展的失败,2002年12月以心脏病为由辞职。离开TCL后,她淡出公众视线,从事外文书籍翻译工作。2007年,她又重返TCL,出任TCL多媒体公司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公司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成员。

  李开复

  加盟微软前,李开复曾任SGI公司网络产品部全球副总裁和其子公司Cosmo Software的总裁,1998年,公司以久未盈利为由撤销了他负责的多媒体部门。他还曾在苹果公司任职6年,最后一个职务是其交互式多媒体部门的副总裁。

  李开复于1998年7月加盟微软公司,负责公司的自然交互服务部,11月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2005年7月20日,他加入Google公司,担任Google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2009年9月4日,李开复从Google中国离职,目前担任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高群耀

  高群耀曾在美国Autodesk公司工作5年,历任大中国区总裁。1999年12月,在微软陷入危机、舆论形象大损之际,他选择加入微软公司。后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在高群耀时期,微软中国迎来了发展史上好时期。以2002年上半年为例,Windows XP和Windows 2000销售额增长了117%,微软中国大企业客户部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政府业务增长了81%。

  但2001年底,微软在北京政府采购中失利,随后的2002年3月,高群耀辞职。在他后来的著作《体验微软》中,他透露其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与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不合。

  2003年6月,他重回Autodesk公司,任大中华地区总裁。2006年末,他加盟新闻集团,任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

  ( 三联生活周刊 实习记者 鲍成茸整理)

(责任编辑:赵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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