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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华为战胜思科必须要与富士康合作

2009年07月17日15:42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向左走?向右走?

  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代工王”富士康,科技公司华为——这两家曾经秉持两种截然相反理念的公司,走上了合作的开始。

  富士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近期在富士康集团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透露了他与中国顶级科技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任正非新闻,任正非说吧)的一次会面,两家公司目前已经就交换机、数据通信等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展开了初步的合作。

会中,郭台铭还公开表露了其转战大陆本土市场,并争夺更多像华为这样逆势增长的“大客户”的决心,“华为要战胜思科,必须要与富士康合作。”郭台铭以此来激励因业绩低迷而受挫的员工说。

  去初级化道路富士康

  一场肆虐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在根本地改变参与“中国制造”各方的道路和命运:

  今年4月16日上午,富士康母公司台湾鸿海(2317,TW)召开股东会,掌门人郭台铭坦陈了其创业35年来的首次衰退:鸿海去年营收1兆9504.81亿元新台币,较2007年仅成长14.2%,税后净利551.33亿元新台币,较2007年776.9亿元衰退29.03%——习惯了扮演“中国出口冠军”,连年以增长30%速度无限扩张、膨胀的富士康,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处于产业链最末端的代工业,已经触到市场容量的“天花板”。

  与之境遇相悖的是,与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园一路之隔的华为在2008年以年收入继续增长36%,海外市场收益达到70%,全球专利申请量第一,并成功进军全球通讯设备“前三强”的耀眼业绩,彻底证明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在全球逆市增长和快速崛起。

  “我们处在一个电子产品过剩的时代,而且会持续过剩,过剩的商品决不会再卖高价”——2008年5月,任正非在金融危机恶化之前发出预警说,更高的人才成本,更低的利润率——这将是所有电子厂商必然要面对的难题。

  这样的预警,放在处于产业链末端,一向靠“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模式取胜的富士康身上,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当海外市场增量消失,低成本优势一再受到挑战,转型只能是低端制造业的必然之路。

  今年6月,富士康内部开始发起以“科技”和“内需市场”为目标的本土化运动,富士康明确提出,由“硬”件制造向“软”件开发倾斜,由依赖“台干”向扶持“陆干”转变,由出口转向攻打内需市场的全面转型道路。

  “过去二十年,富士康很好地把握了国际制造业东移趋势,结合大陆的政策激励和成本优势,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最佳代言者;今天富士康结合大陆的‘科学发展、和谐进步’的国策导向,必将在软件、健康、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再写新篇,有能力成为未来的‘中国创造’在全球的最佳代言者。”这段富士康用来激励公司员工“黄金十年,赢在大陆”的口号,颇耐寻味。

  实际上,富士康的转向,代表了大多数处于“中国制造”底层链条的参与者,他们的去初级化道路,已经开始。

  富士康每年几百亿美元的出口,几乎每年为深圳贡献了超过15%的出口额。对于电子信息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的深圳市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其漫长的“产业升级”道路,直到金融危机到来前,在土地资源紧缺,成本上升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深圳市也已着手鼓励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制造型企业,将其低端制造环节迁出,转而引入更为高端、能耗更低的研发、设计环节。

  优势更迭:

  “研发成本”取代“制造成本”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举华为为例说,华为2009年业绩仍可保持90%的增长,华为的成功案例“给薄雾笼罩的经济天气,增加一点希望和春意”。

  回看20年,华为的成长路径呈现了一条完美而快速的去初级化路径:他最早只是深圳一家代理交换机的小公司,此后逐步进入固网、数据、移动通讯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每一步都踩到了全球经济和全球电信业发展的鼓点和节奏上。

  尤其是2003年之后至今,中国的两家电信设备商,华为与中兴从国际通讯市场上三流厂商进军一线阵营的步伐,是令人感叹的。2009年,在通讯巨人北电破产申请,摩托罗拉正在日落西山,诺基亚与西门子、阿尔卡特与朗讯艰难重组的阴霾里,华为、中兴已实际成功晋级系统设备商的全球第三和第五名。

  把中国企业华为、中兴的崛起简单归结为“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已经远远不足以解释中国这些年在人才储备、产业链条、技术积累等等竞争环节上,在全球产业链条上扮演的角色变化。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的“生产过剩,产品过剩”崩盘前,代表珠三角制造业走在最前沿的中兴、华为已经意识到,电信设备,这个代表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已经从一个技术推动型产业,变为了一个以服务、高效研发成本竞赛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他们认为,电信行业,乃至电子信息产业,其技术趋势,必然是越来越平台化,标准化,由此带来技术门槛的降低,转向对快速服务能力、坚定的执行能力,以及高效的研发成本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欧美巨头的没落,实际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线,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固执的技术导向和战略失误,以及研发成本的居高不下。

  可以比较的成本公式是,中兴、华为在研发投入上,目前已实际与北美各国持平(每年占销售额的10%以上),研发人员占比也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北美的员工比例(华为为43%,摩托为42%),但是单个研发人员的薪酬成本比,中国本土与北美本土的差距却高达1:4—1:5——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最贵的技术创新中心。

  华为、中兴的成功,代表了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链条竞争力在全球的快速崛起,业界人士认为,如果说,过去珠三角承载的“中国制造”是以“制造成本”优势取胜的话,现在的竞争优势,已经向“研发成本”以及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优势上过渡:比如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珠三角从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等涉及各个环节的高效的供应链配合体系,以及越来越充分的全球运营经验和服务能力。

  产业链优化进行时

  广东还能有几个华为、中兴?——这样的追问,将必然萦绕着广东、乃至中国的下一个黄金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制造”产业链条正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事实上,以富士康、伟创力这些全球代工业巨人作为着眼点来看,他们过去一向只聚焦惠普、戴尔、摩托罗拉、苹果、诺基亚等海外巨头,而对国内客户视而不见。

  这一方面说明,海外厂商对全球市场垄断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品牌厂商们过去利用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还太低。中国大陆制造型企业,比如海尔、联想、TCL等,从其运营模式来看,几乎包揽了生产、制造、营销、物流等所有的环节——这种模式的竞争力必然更集中在初级化的制造成本管理上,而无法更有效地提升研发、设计与服务的能力。

  这一情形,将会因为代工巨人的转向,以及产业链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事实上,例如富士康,其转战内需市场的决心,一方面来自于海外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品牌厂商的在成本压力下,加速融入全球“外包”风潮的意识在提升。

  比如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张瑞敏新闻,张瑞敏说吧)今年宣布,海尔将从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转型,具体做法是把公司的经营重心从制造转到产品的设计、研发、品牌经营、行销和服务等方向,原本由海尔生产的产品,将分批外包给专业代工厂。

  实际上,与华为、中兴近半为研发人员的处境不同的是,海尔、TCL、康佳等国内品牌厂商,则约有一半为生产性人员,从制造型企业向服务性企业转身——这是中国制造去初级化的开始。

  此外,产业链条的优化,对于提升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亦是显而易见的。

  台湾厂商认为,TCL、海尔、康佳的转型,会给富士康、广达、和硕、声宝、冠捷等带来更多内需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台资企业也会转变他们在大陆的管理模式和用工政策,将更多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高端服务链条放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也会更重视大陆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启用。

  这对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生态,以及整体产业链的效率,都是一次全方位的提升。

(责任编辑:r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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