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增长928%桑迪亚：探索中国CRO机会

　　李静颖

　　2004年，王晓川决定从美国生物技术制药研发公司辞职回国创业，并找到了当初她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同学唐明。

　　4年过去，这家最初的桑迪亚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下称“桑迪亚”）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从半层楼面搬到一层楼面，再从一栋楼扩大到现在的三栋楼。

营业额从2005年的几十万元，3年内已达到928%的增长。

　　让王晓川毅然放弃高薪工作的是已在西方发展了很长时间的CRO（新药研发外包服务），而在中国，这种新兴的服务性模式在近几年才开始盛起。

　　如今的桑迪亚COO唐明告诉记者，研发一种新药往往需要耗费十几年时间，平均费用至少10亿美元，但每年推向市场的新药却是寥寥可数。在这种长周期、高成本、高风险的情况下，全球的新药开发商们为了能在短时间、低成本的条件下拿出新药，就必须把新药开发过程中的一部分前期工作外包。

　　目前，桑迪亚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外包商角色。

　　挖掘中国CRO潜力

　　2005年IDGVC在考察了150家公司后，最终选择了当初仅有20多人规模的桑迪亚，让其成为了第一家获得风投注资的中国CRO公司。

　　但这些成绩在王晓川看来都不算什么，“中国的CRO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仅占了1%，我们的成长空间太大了。”

　　王晓川说，目前，桑迪亚的业务以高端CRO为主，长期客户已积累了60~70家，欧美客户占据了80%，其中不乏默克等全球知名药厂，并已有5个成功的药物开发案例。从今年开始，桑迪亚逐渐拓展了一些国内客户。

　　王晓川是中国结构化学开山鼻祖唐敖庆的研究生，并在上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选择的研究课题就是化学制药。毕业后她顺理成章地在美国知名的生物技术制药研发公司工作，主要研究分子设计、化合物库以及药耙（药物在体内的作用结合点）。

　　《美国药物评论》研究显示，本世纪初，美国生物医药研发公司的研发成本较之前提升了近1倍，但是获批的新药数量却不断下降，大型制药企业面临产品线日益枯竭的困境。

　　当时王晓川被公司指派去中国寻找外包公司，她没有找到符合要求的公司，却看到了CRO模式在国内的商机。

　　王晓川说，在国外，将资本和头脑以及CRO研发平台三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新药研发体系。随着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互联网的发展，中美在药物研发方面的工作条件差距已经很小，国内有很多能提供新药基础研究的技术资源，唯一欠缺一个人才聚拢的平台。

　　2004年，王晓川找到曾任福特公司高管的唐明时，他正在做一家汽车行业的管理咨询公司，唐明自认为自己是医药行业的外行，但表示可以帮助王晓川找资源，“她缺什么我就帮她找什么。”

　　很快，唐明找来了8个人，他们分别在美国、加拿大或日本取得博士学位或接受博士后训练，并在国外有多年的科研和企业管理经验。

　　大家凑齐了近1000万元，并找到了国有的安徽投资集团作为伙伴，为起步阶段的桑迪亚带来另外的1000万元。

　　有了钱，王晓川再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招募了一大批海归派，均为在研发新药各学科领域的行业专家。

　　联手联友药业

　　唐明介绍，新药研发外包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环节，药物发现和药物研究。在桑迪亚刚成立时，主要从事的是药物发现工作。

　　桑迪亚在第三周就拿到了第一张订单，半年后一家日本公司提供了一个较大的项目，要求桑迪亚能在半年时间内把一种药品的药效提高10倍，但事实他们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药效提高了40多倍。

　　药物研发外包是个很长的产业链，王晓川想要做的是覆盖产业链，全面研发新药，但想要集成系统，桑迪亚需要拓展的是后期环节，即药物研究。

　　唐明解释道，药物研究环节主要涉及临床前的实验，需要按照GMP标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进行，确定剂型，并通过专业的工厂实现大剂量的药物生产，方能进行临床前的研究实验。

　　巧合的是，几乎与桑迪亚同时成立的另外一家由归国留学生施雄伟创办的联友药业与桑迪亚在同一栋楼办公，联友药业的主要业务正是药物研究。

　　唐明说：“最初，有些日本和美国的客户找到我们，但他们的要求超出了我们经营范围。”于是桑迪亚就把客户介绍给了联友药业，双方不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

　　去年5月，王晓川和施雄伟坐在一起谈心，不久，两家公司宣布合并，建立了一个完成的新药研发产业链，也成为了中国医药外包并购的第一案。

　　50%的差价

　　今年年初，桑迪亚再次获得第二轮融资，来自国内、美国和日本的三家风投机构向桑迪亚联合投入了几千万美元，而利用这笔资金，桑迪亚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

　　据唐明表示，第二轮的资金建立研发中心和原料药工厂，并扩建实验室，逐渐朝高端领域扩展。王晓川表示，目前桑迪亚已达到近300人的规模，其中90%为研发人员，每天同时启动30个项目。

　　目前，桑迪亚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主要按照项目达成率或是项目参与人数结算费用。对CRO公司而言，最大的成本开支是设备投入和人员配置，而在项目的争取上主要依靠部分销售人员的市场开拓以及业界口碑。

　　王晓川坦言，相比国内同行药明康德(WX.NYSE)、睿智化学，桑迪亚尚处于第三阵营。而如何合理精简地配置项目与研究人员的比例、尽可能确保每个项目的成功则成为了王晓川目前在不断寻求改进的案头工作。

　　桑迪亚高调扩张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范围内大药企都在大幅度削减研发部门。IMS（IBM最早的事务和层次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统计数据称，2008年，全球CRO市场规模将达到28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CRO企业会有更大的机会，因为中国医药研究的成本只相当于西方的10%。

　　IDGVC合伙人章苏阳告诉记者，目前国内CRO市场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在他看来，只要国内外企业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外包差价，就一定会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段文虎告诉记者，这个差价高达50%以上。在美国聘请一位博士参与新药研发需要平均花费20万美元/年，但如果在中国一般只需要支付7万~8万美元/年，在印度的话可能5万美元/年就能达成合作协议。

　　联想投资也投资了康龙化成，这家CRO公司大致排行第五。一位风投介绍说，风险资本之所以看好这个行业，是因为药品研发外包一旦绑定大药企，合作将可以持续好多年，收入可稳定增长。而且国内三四年前就建立的几家CRO公司都依靠外来资本迅速实现了规模化，“现阶段门槛已经建立”。

　　在段文虎看来，CRO公司的实质其实就是高级脑力输出。他认为，长期来看，CRO公司的赢利模式是有限的，由于国外真正外包给国内的部分其实只是一些新药研发环节中程序化的工作，真正核心的技术环节还是由国外公司自行完成。“当国内CRO公司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最终趋于饱和后，势必将面临转型。”段文虎说，“那时CRO公司已经储备好资金与人才，今后可往制药企业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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