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微服私访”：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治新生态

　　编者按：6月20日，胡锦涛做客人民网，同中国的网友们进行了在线交流，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显示了高层领导对互联网建设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的重要作用。本期《新媒体 新营销》，我们邀请到了国内研究媒介的几位知名媒体人和知名博客做客搜狐，为大家解读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治新生态。

　　嘉宾简介：

栾轶玫：清华传播学博士、知名博客

黄华：沃华传媒网创始人

詹膑：知名博客 传媒研究人：李北方

    博客观点：
    栾轶玫：总书记与网友聊天为何如此激动网民的心？ 
    博客与21世纪的政治权力！
    新“微服私访”：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治新生态
    黄华：总书记用在线聊天重塑“网友”内涵
    李北方：网络越重要，真实越重要

    精彩观点：

    1、栾轶玫：我想这是一种新“微服私访”，我们知道，“微服私访”历来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一种民间探寻方式，被认为是官员勤政爱民的一个优良传统。

    2、栾轶玫：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网民主体都是一些天天上网交朋友，QQ聊天，玩魔兽世界的人的话，胡锦涛主席跟网友对不对话，是引不起他们的关心的。

    3、黄华：网络提供的每一种功能，其中的角色定位可能是有冲突的。作为总书记来讲，把它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更看重的是这个平台，不管是强国论坛还是大会上，都是在做传播，作为媒介来讲，需要有控制。

    4、栾轶玫：网友的“欢欣雀跃”也反映出平时上情下达的渠道是有限的，最终能解决信息非常好的沟通，恐怕不仅仅只有网络这一种形式。应该是多渠道、多样态的下情上达。我总觉得可能是平时我们“下情上达”渠道的有限或者是部分缺失，网络作为一个“待偿作用”被突然受到重视。

    5、李北方：因为以前在媒体上有资格说话是特权，字能变成铅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你的意见想被别人看到很困难，网络不一样，你要写一个博客，万一编辑看到，这个话题有意思，一下置顶，一下子几十万人看到这个东西，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6、李北方：接着补充一点，可能有点看法，网络作为民意会影响政治议程，随着这个领域越来越重要，各种政治势力会企图在这个领域发挥它的作用。

    7、黄华：目前社会发展特别对传媒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个人的道德要求跟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可能会发生冲突。栾轶玫：第三方是独立的机构，有点哈贝马斯提出的的公共领域的意味，如果举个例子来讲，有点类似于记协或者行业协会，但目前我们的行业协会是被政府养着，所以很难做到第三方。因此寻找一种新的模式就非常重要。

    8、詹膑：曾经跟踪过一个事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当时是彻底一面倒，当时跟踪新浪的跟贴，所有媒体采访，采访任何人都是批评态度，但是在帖子跟到五页十页之后，开始有支持赵薇的声音，再到最后两者齐虎相当，认为这个事是编辑操控的，顶多说赵薇是笨蛋而已，不能说赵薇带有主动的卖国心理。并且像你说版主控制最适合北方说的打游击战，网络最有趣的是什么声音都有。

    9、李北方：现在的趋势，政府肯定是已经认识到，网络作为一个平台，作为媒介平台和以往是不一样的，是公共的，是开放的，如果想在这上面占有优势，用传统的监管方式不管用，要主动引导，主动参与。

    10、栾轶玫：一个是中国网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友越来越主流化，尤其是以博客个体和群体产生的观点，在整个网络民主生活或者说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主流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渴望被更主流或者更高层认知的愿望非常强烈，这也是他们对这件事情表现出非常积极肯定状态的原因所在。再一点，虽然有人觉得这件事情是一种“政治秀”，但我的理解是，在这件事情上，“姿态意义就是实质推进”，这在前面都谈到了，它表现出高层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重视，传达出工作部署上的转移。

    以下为访谈实录：

　　栾轶玫：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栾轶玫

　　黄华：我是沃华传媒网的黄华，各位网友大家好。

　　李北方：大家好，我是李北方。

　　詹膑：我叫詹膑。

　　栾轶玫：大家都知道胡总书记最近去了人民日报，通过人民网跟网友交流，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黄华：先说一下我的观点，传播学里有“宣传”的概念，宣传怎么做有一些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叫转移法，就是把某个人或者某个事情的权威性转移到另外一个东西的身上。通过总书记跟网友聊天这件事情，大家潜意识里已经想到这样的概念，原来我们认为“网友”可能是普通大众，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家领导作为一个网友来出现的，这样一来，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对网友的内涵发生了认识上的改变，尽管大家的意识里可能没有直接的印象，但在传播学里利用了转移法来改造一些东西，是很常见的情况。

　　栾轶玫：我想这是一种新“微服私访”，我们知道，“微服私访”历来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一种民间探寻方式，被认为是官员勤政爱民的一个优良传统。那时候，皇帝是高高在上的，在深墙大院中很难与民亲近。因此康熙只是稍稍地到民间探寻了一下，就被后人演绎成了无数与“美德”相关的故事，前些年热播的《康熙微服私服》则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美德的向往与热爱。只是从大众媒介诞生那一天起，领袖人物的“微服私访” 就变得困难起来了，整天曝光在镁光灯下，百姓对官员们的长相早已记忆深刻，官员们就是心里想着“微服私访”，实现起来也实属不易。好在，好在，及时地出现了“互联网”，网络给官员的“微服私访”提供了一个全新途径，网络的隐匿性使得官员们可以以普通网民的身份现身网络江湖，在不需要警卫保护的情况下，自由地了解民意，甚至可以提出问题，参与谈论。而位于网络另一端的网民们，也更可能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因此，“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总是与“民意”联系起来的（尽管未必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民意）。或者说，这里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推理：关注网络、关注网络舆论，即等于关注民意、倾听民声。在这样一个逻辑关联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这次胡锦涛总书视察人民网与网友交流这一事件所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了。有的网友认为：“这一天应该是全中国网民的节日”！有的网友则表达了：“短短的4分35秒，足以改变很多……”

　　黄华：你的意思是说新形势下的微服私访吧。

　　栾轶玫：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要想隐姓埋名很困难，网络提供了一种途径，有人说是唯一途径，但我不这么认为，应该是最有效的途径而且是最快捷的途径。

　　李北方：对于这个事情，说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个概括是对的。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确实比普通人要忙，他能在日程里排出来一段时间到人民网，到强国论坛以跟网友对话的形式说几句话，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领导人去做一个事情或者对某一个事情表示关注，就是确认官方对这个东西的重视。

　　但是官方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并不是从这次胡锦涛确认才开始的，而是一步一步已经走过很长的进程.比较早的我还能记得关于“刘涌案”改判的事情。

　　黄华：最早是2003年的事情。

　　李北方：从某种意义上，网络民意真正能改变一件事就是“刘涌案”开始的。再到近期的“许霆案”，如果没有网络上的声音，许霆可能就真的要在监狱里一辈子了。官员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的表达也不是第一次，从第一次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见网友，到汪洋跟网友座谈；温家宝在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会上网去看留言什么的。到胡锦涛这也只是改变了一种形式，以嘉宾聊天的方式。

　　我之前也写文章分析过，国家领导人做的事情，不能光看实际意义，要看外延。比如说温家宝经常看知识分子，逢年过节去看一下季羡林，再选择一个什么人去看一下，并不是因为和季羡林关系多好或者多重视季羡林这个人，跟季羡林握手，表达中央政府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态度。胡锦涛这个举动的意义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

　　黄华：你说的实际意义，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总书记肯定时间不会很宽裕的，他说平时也在看网络，意味着平时也是简单的网友，但要他平时跟网友对话，这可能跟他的工作时间会有冲突。如果以工作身份跟网友沟通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应该留多长时间给网友了。

　　詹膑：对这个事情首先了解的不是非常深入，今天主要想来做一个比较带有一定抬杠的决策，先抬两个杠，第一个杠说微服私访，要看有多微服，当然日常上网挺微服的，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变得很不微服，弄得太正式，太宏观了。第二个看法，既然认为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可以理解，这次先象征一下，这个没有直接抬杠，间接抬一个下杠，网络的天生结构跟政治结构不太相合的结构，是一个多元化的，多言论的。当这块发生这个事情，跟这个相关的人觉得已经是生活中的重心或者唯一，觉得它很重要，在网络上另外一群人完全生活在自己不同的世界里，这个事情总书记上网了？可能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结构有一定的冲突，所以导致另外一个疑问，这个事情是否有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么大的反映，也许这么大的反映跟这么大的影响力都局限在人民网跟强国论坛里或者把新闻网也跟进了。

　　栾轶玫：这是个好问题，我在思考，为什么这次这个事件能搞得这么大的意义，有的人说这是一个节日，用欢欣雀跃来表示自己的激动心情，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其中还是有合理性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因素外，还有一点，这跟中国网络主体发生了新的变化有关，也就是说中国的网民越来越主流化了。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网民主体都是一些天天上网交朋友，QQ聊天，玩魔兽世界的人的话，胡锦涛主席跟网友对不对话，是引不起他们的关心的。而恰恰对这次事件如此反映强烈的人正是那些有表达愿望与能力的人，经如说以博客群体出现的观点引领者，他们越来越主流，也越来越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或者说是被高层认可。这些观点生产者有主流意识，愿意参与到政治中或者他们愿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或者政治需求。这个事情这么受到网友的重视，折射出中国网民们越来越主流化的愿望和倾向。我们看到有些“网友问总书记的QQ号是多少？”，认为总书记都是我们的网友了。

　　栾轶玫：也不仅仅是一种想像，但至少表明一种愿望，希望高层重视的愿望。

　　詹膑：继续杠一下，看到人民网论坛的对话记录，有没有发现奇怪了，人民网的网友按照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词有点“脑残”，逮着这么好的机会，尤其是想表达意见，想参与政治议程或者什么，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不提一点跟国计民生的话题。

　　黄华：网络提供的每一种功能，其中的角色定位可能是有冲突的。作为总书记来讲，把它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更看重的是这个平台，不管是强国论坛还是大会上，都是在做传播，作为媒介来讲，需要有控制。强国论坛是一个论坛，是一个BBS，从我们理解来讲，论坛就应该是开放式的，随意的，可以自由交流的平台，比如一对一交流或者一对多的交流。媒介和沟通平台这两个角色集中在一块的时候，会有冲突，所以总书记只能回答两个网友的问题，而那个时候已经涌进了两百万个网友，这就是不同角色在某些时候会明显发生冲突的。

　　另外，从传播角度来讲，所有的传播都是有内部审核和外部监管组成的，所谓内部审核，电视台是三审，报纸也是三审，审完以后意味着这个节目可以播出来了，但对它的监管并不以意味着就结束了，这个节目播出收到不好的社会效应，广电总局要监管的，包括一个企业做了一个行为，可能政府某些部门要对他的行为去判断，是否合法。而在总书记跟网友交流的时候，内部审核和外部监管完全统一在一块起作用了，这样的规程在以前是没有的。

　　黄华：从内部审核的人来讲，在做把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层面的问题。之前媒体人的意识里不会有这种思考，觉得那应该是外部监管的问题。

　　栾轶玫：网友的“欢欣雀跃”也反映出平时上情下达的渠道是有限的，最终能解决信息非常好的沟通，恐怕不仅仅只有网络这一种形式。应该是多渠道、多样态的下情上达。我总觉得可能是平时我们“下情上达”渠道的有限或者是部分缺失，网络作为一个“待偿作用”被突然受到重视。

　　黄华：所有的人在表情达意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变窄的时候有一个代偿机制，希望找到另外一种方式，此时，有些需求可能会出现变型。

　　詹膑：再提一个问题，如果这么来说，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黄华：事实上，国家领导人是知道传播规律的，对于某些东西，只要有象征意义就可以，我觉得没有刻意控制。

　　詹膑：不是总书记，就是主持人控制一下。

　　栾轶玫：姿态意义本身就是实质推进。

　　黄华：从国家领导层面里，已经意识到意见领袖的作用了。以前说把所有的信息推到每个人身上，让每个人去理解，实际上当信息量一大的时候，这种传播的效果并不好，这时就要有意见领袖。一般的网民甚至不理解总书记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就需要各种媒体来分析，而各种媒体的分析就是一个意见领袖在起作用。

　　栾轶玫：在这件事情上姿态意义就等于实质推荐。总书记现场指导工作，说明对网络等新媒体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实质推荐。

　　李北方：官场讲究上行下效，党的总书记发出这样的信号，不光给网民看的，还给下属看。

　　黄华：对中国的政府体系来看，总书记做这个事情以后，整个政府体系对网友的概念肯定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栾轶玫：过去网友，觉得特别边缘化，现在连总书记，总理对成为网友了，网络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黄华：是传情达意的平台。

　　詹膑：感谢诸位作为意见领袖。因为意见领袖是一个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是不是讨论层面只能停留在这，除了象征意义，还有什么意义在这里。

　　黄华：我主要去研究传媒方面的趋势，目前来讲，在讲到传播碎片化现象的时，大家的感觉是传播越来越难，越来越复杂。而媒体的碎片化意味着小众时代，就是大家说的精准化，精准就是小众。但是，你发现小众的媒体也可以做大众化传播。总书记在强国论坛里聊天，和一个普通网民通过一个论坛被炒火，从传播角度来说，都是小众媒体的大众化传播问题。

　　詹膑：你觉得这两个机制是一样吗？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机制。

　　黄华：这里的作用是一样的，反映的趋势是一样。

　　詹膑：这个作用是指什么，谁的作用？像总书记的事情，非碎片化时代，任何时代，都是大事件。

　　黄华：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有新闻的突发性，大家都没有预想到

　　栾轶玫：我觉得愿望很重要，网民主流化，意见领袖的想象与愿望很重要，愿意想象，希望高层对我们重视，把这种信号（总书记与网友交流）和（主流化 的）愿望很好地结合起来，传播开去。

　　李北方：不一定，欢欣雀跃的不一定是意见领袖。

　　黄华：所谓意见领袖是传播上的概念，对这个事情做二次传播，就表示他是意见领袖的角色，这个意见领袖不一定要很有观点。

　　栾轶玫：这些人的愿望和这个事情很好的结合起来，他们自己有扩大的愿望。可能有偏差，有变形，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事实。

　　詹膑：再提个事实，大家说到信号的事情，我也对信号深有感触，黄华说电视节目是三审，报纸等等都要经过审查，这个故事会不会也是一个信号，我们的领导以前看电视，看报纸，现在看网络，这个信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网络会迎来更加规则或者更加特别有秩序的时代。

　　栾轶玫：至少是更加被重视的时代。在中国官员开始逐渐选择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意与宣传政府形象中，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个是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强调，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另一个就是上周五（2008年6月20日），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这两个事件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对互联网在中国政治新生态中作用的一种认知与态度。实际上互联网越来越主流起来，而中国的网民也日益呈现出越来越主流化的倾向。正如一些网友留言：“总书记也是俺的网友了。谁知道他的QQ号？” 我们从最初90年代左右的网络处在一个补充的媒介地位，到了显要地位上，这里有一个转型，被高层认可则是转型的显要标志。

　　詹膑：我们关心的是，比如黄华你认为那套机制会带到网络来吗？

　　黄华：目前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传播通道里都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把人还原成真实的人。以前只传播罗京同志在《新闻联播》里播音的状态，现在可以传播他去唱民歌的样子了，这就还原了罗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这次地震当中温总理去四川，从传播角度来讲体现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温总理首先是国家总理，第二也是普通的人，还有他也可能是爷爷。从国家领导层面都意识到了，现在做传播时一定要做人性化的还原，不像以前一样，做传播的时候把机械的东西告诉大家。

　　詹膑：刚才那个问题没有被回答。

　　栾轶玫：你特别担心传统媒介的监管会被引入到网络中。

　　黄华：我稍微研究过一点传媒的发展问题，传媒发展根本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早期的纸，有印刷术，电影出现是因为有胶片技术，现在到互联网，是因为有传输技术。这都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会改变这个系统的运行规则。现在互联网出来以后，跟传统纸媒体情况下面的规则会不会一样，我觉得不一样。我是比较乐观的。

　　李北方：那套审查机制引入互联网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网络上可以打游击战，在这个地方贴一个东西被删了，还可以贴到另外一个论坛上去，再删，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贴。有些内容，哪怕只保留了半小时就被删了，这期间被人看到，如果他觉得有意思，是可以下载到硬盘里，然后再通过邮件等方式传播的。

　　黄华：原来是内部审核和外部监管分开的，现在审完就可以做，自然形成的。

　　栾轶玫：零时间，使得这种东西瞬时发生了，完成了。

　　詹膑：两位的态度很高兴的，我也跟大家持乐观态度。我的原则是互联网的结构决定是网状的，分散的，所以不太可能被全民化的可能性很低。只是乐观而已，不是绝对。请三位谈一下，你们觉得我们会以什么方式领导网络？

　　栾轶玫：可以谈一下监管模式。

　　詹膑：这个事情，网络现在属于已经被极大化重视，在极大化重视情况下，这是正常延伸的，你们觉得大致会怎么被关注？

　　黄华：我又说一个理论性的概念，在传播学有个词，叫拟态环境，所有的信息组成对社会的认知，这个社会认知跟实际社会其实是不一样的，互联网出来以后，跟我们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对这个社会的认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进步。

　　詹膑：为什么是进步？

　　黄华：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建立，大家对社会的良性认知。互联网出来以后，我们能看到很多生活里很细节的东西，但这个很细节的东西是不是被真正的传播，我认为一对一的传播还不算是新闻传播。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从监管来讲，会改变原来僵硬的模式，但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还是要让每个人去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个良性的认知。

　　詹膑：归纳一下你的核心观点，你提出的是监管的任务问题，你认为这个任务要促使跟以前一样，我们继续对这个社会持有乐观向上，良性的，美好的认识。

　　栾轶玫：我觉得监管是必须的，不管在网络环境还是什么环境，这是大家的共识，监管才能使这个事情有控制地沿着我们希望的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刚才的问题非常好，其实归结起来就是新媒体的监管模式的问题，这的确给政府包括高层提出一个难题，因为对新媒体的监管与传统媒体监管不完全一样，可借鉴和可传承的经验都是缺少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管在灵活性上与宽容度上有所变化。首先是政府对网络监管的态度应该比对传统媒体更为宽容、更为理性；其次，个体网民自身的素质也要不断提高方；此外，第三方机构对新媒体的监管也是一种途径。网民自我监管是很重要的，如果网络环境被我们自己搞砸了，那谁都不会得到好处，因此，他们最终会选择沿着自律的方向去发展。今年以来，我们的网友自律意识越来越增强了或者说主流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3.14事件包括家乐福、奥运、地震，网友在网络中所产生的作用和过去不一样了。

　　詹膑：家乐福体现网友的素养是什么地方？

　　栾轶玫：至少有凝聚力，有表达爱国的愿望，虽然有非理性的成份在里面，因为集体的行为在很多时候都是非理性，但至少表达了政治态度。

　　詹膑：素养跟非理性是不是冲突吗？

　　栾轶玫：这里有一个漫长的过渡过程。刚才说的第三点还要依赖于网民的网络素养不断提高，已经看到这个曲线在慢慢提高了。当然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是我们相信未来会不断提高。就像刚才说的三点，这些都使网络环境监管模式和机制实现良性运转很重要的保障。

　　詹膑：北方谈谈第三方。

　　李北方：整个媒介变了，以往的那套东西肯定带不过来了，现在国家和有关部门对这个东西监管，该想的办法都想得差不多了，能用的都用得差不多了。比如关键词，就会弄很多笑话，比如“大法”这个词是敏感词汇，结果“北大法学院”、“人大法工委”也发不上去了。

　　詹膑：归纳一下技术手段的监管。

　　李北方：想把以前对传统媒体的监管方式、审查方式带到网络，除非把网络这个平台铲掉，比如将博客这个产品禁了，否则以往那套带不过来，因为网络这个东西和以前传统媒体最大的不一样，给了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以前在媒体上有资格说话是特权，字能变成铅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你的意见想被别人看到很困难，网络不一样，你要写一个博客，万一搜狐编辑看到，这个话题有意思，一下置顶，一下子几十万人看到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媒介形态，决定了以前那套东西弄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网络的意见能够参与到整个政治生活里，有可能对整个政治生活形态发生改变，比如在某些立法过程中，网络上有很多讨论，最后是有可能反映在决策过程中。但随着这个东西越来越重要，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网上说话需要负责任。以后需要在这方面下一点工夫，网络实名制还是需要的。

　　栾轶玫：韩国的网络实名制，对言论负责任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詹膑：韩国实名制全面崩溃，宣告失败，会不会说网络不可能实现实名制，因为实名制可以理解成泛化为监管的方式，一旦实名了，一个是自我审查特别明确了，第二，追究责任更容易了。

　　李北方：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实名制肯定有负面的效应，现在对有些事件而言，网络是唯一的表达渠道，有些事正经媒体写不出来，老百姓也没有渠道写内参，报纸不会报，电视不会报。比如汶川地震几天之后，救灾帐篷就出现在成都的一些小区里和某地的政府办公楼前，这种事报纸报不出来。有网友在网络上贴出了照片，于是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有记者提出，说网上有这样的照片在流传，请问政府是什么态度。政府方面就表态，要严查这个事情。如果实名制以后，这种照片是不是也就没人敢发了呢？有这个问题的。

　　栾轶玫：信息群体的真实性，不如现在了。

　　詹膑：为什么鼓励实名制？

　　李北方：是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网络现在已经证明了网络民意是有力量的，而且国家领导人又通过这种方式要表明政府要重视网络民意，就必须要保证在网上反映的民意是真民意，不是假民意。

　　詹膑：我提一个问题，民意最好的体现形式就是投票，投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匿名，是不是民意天生跟匿名有关系。

　　李北方：投票是匿名的，没错，但是可以保证一个人只领一张票，只投一次。可是在网上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注册180个ID，到180个地方发言。

　　黄华：这里我想到一点，在网络上面新的媒体出来以后，它的监管环节变长了，我们认为网站就是最终的监管者，其实不全是。中国电信也是一个监管方，包括再基层的东西，都可能是监管方。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里，网络媒体的监管任务要远远大于传统媒体。在传播控制上，传统媒体有很长的时间差，对于网络媒体来讲，发出来就意味着可能有一百个点击就被传播了。所以对网络来讲，这个功能可能原来可以让第三方来监管，而实际上在目前阶段，完全集中在一个点上，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说像搜索引擎这样功能。

　　詹膑：即时审查。

　　黄华：就是做这个事情。

　　詹膑：先跟北方做一点反对意见。网络的传播机制不一样，要形成舆论或者形成争论实质性的意见，甚至中间需要一些环节推动，首先被大家认可，然后需要编辑的推动，才可能有效果。表达个人意见，我觉得一万八千个都没有用，如果靠一个人去发言，可能没有用，这是我的意见。

　　李北方：接着补充一点。随着网络这个领域越来越重要，各种政治势力会企图在这个领域发挥它的作用。现在网上有职业发贴人、职业评论人，到底谁在雇佣他，我们也搞不清楚。比如我在搜狐博客上写文章批评范跑跑，就发现有人跟帖骂我，骂完一次，第二天又贴了一遍，第三天还会来贴一遍，锲而不舍地贴。谁这么锲而不舍地在骂？我并不觉得是范跑跑本人，我见过范跑跑，他还不会无聊到这种程度。那么只能是跟他一个“阵营”的了。

　　詹膑：阴谋论。

　　李北方：不用阴谋论解释不了，网上匿名骂人的人很多，但一般的发泄也就骂一句就拉倒了，谁这么有空没完没了呢？背后必然有雇佣性质存在。

　　詹膑：针对管理角度，应该是最反对阴谋论。

　　黄华：互联网某些功能就是私秘性质的，就是小圈子，也许脱离互联网，有电话，有手机短信，都可以，但变成传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的这次访谈没有传播，文字不公布出去，就简单了，私聊的时候，具体知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可能都不是很重要了。我的意思就是要区别，如果网络里某些东西，就是生活里某些真实的东西，不需要做传播，就可以让他匿名。如果给他去做传播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确认，这个信息是否可靠。

　　栾轶玫：就像今天跟詹膑说的OFBLOG这个博客圈子，一定要区分成观点圈子和朋友圈子，朋友圈建立在情感维系的基础上，观点圈则建立在另外一个系统上的。网民最初入网是为了寻找虚拟体验，是因为现实的一些体验得不到满足，因此转移到网络上来。后来当网民发现虚拟体验满足后，他们还有一些现实的需求要满足，又需要把网络现实化的时候，有些东西就要实化，这又生出所谓的其他的问题，比如实名制。因此，“虚化”与“实化”的功能区分很重要，一定要区分，但是区分可能是有难度的。

　　黄华：本身网络媒体掌管者要做很多的事情。

　　李北方：凯迪网事件，大家都知道，虽然没有还最终的定论，但这种事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李北方：看政府怎么选择，五毛党有特别的含义，是有官方背景的或者有官方意图的在这个问题上。总之你要知道网络跟传统媒体不一样，这是特别大的竞技场，这么多政治势力，总要在竞技场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占据一席之地，以此为由头，为理由，在真实决策领域里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决策。这个时候从这个角度去看，在这个方面，如果负责任的实名非常重要的。

　　黄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线的时候半小时内有两百万人登录强国论坛，先不说他们看了什么，他们看到就是这些文字，大家都可以看到，通过这个事件，他们登录了以后，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行动发生了哪些变化。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以前传播都是匿名的，在网上需不需要这200万网民都知道名字，需不需要这样去做，好像不一定需要。

　　詹膑：第三方监管有些什么形式或者是指什么？

　　栾轶玫：需要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网络媒体，相对独立的团体，他可以来代政府实行监管的方式，或者自己有监管的标准。

　　詹膑：但是怎么能够不代表政府呢？

　　黄华：目前社会发展特别对传媒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个人的道德要求跟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可能会发生冲突，最经典就是一个著名摄影师在非洲拍的那张照片，最终自杀了。从职业角度来讲，他就应该在那里，把那个景象拍下来。至于说他能不能持续追踪那小姑娘，那就不是职业需要了。

　　詹膑：你说那个人自杀是被舆论压力。

　　栾轶玫：是内心的内疚。

　　詹膑：拍完照片第一件做的事情把小孩送到难民里。

　　栾轶玫：他写的那封信是内心的内疚感。

　　詹膑：内心的压力是舆论带来的。

　　黄华：近的说吧，在这次地震当中，大家在传播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国外媒体就是在做选择性的传播，到底要拿回来非常惊人的图片，还是给读者传播一些让他们减少压力的信息，国外的媒体基本选择的是后者。

　　詹膑：拉回话题，你的意思是不是指第三方，讨论第三方，你是说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给你的意思，我们弄一个自律委员会早就有了。

　　栾轶玫：第三方是独立的机构，有点哈贝马斯提出的的公共领域的意味，如果举个例子来讲，有点类似于记协或者行业协会，但目前我们的行业协会是被政府养着，所以很难做到第三方。因此寻找一种新的模式就非常重要。

　　詹膑：如果不被政府养着，就代表媒体。

　　栾轶玫：不一定，第三方应该有自己的一套评判系统，资助来自于基金或者其他相对独立的机构，他的任务就是公正地去评判或者公正地维护整个媒介生态的良好运转。

　　詹膑：监管是有权利的，这个权利谁赋予的。

　　栾轶玫：这要看政府一些权利要放开。这就是政府要有更理性或者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网络监管，既然觉得过去传统媒体的那一套监管在网络上可能不适用或者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相关部门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与新的选择。

　　黄华：目前网络传播领域出现了系统行的风险，在传统的报纸也罢，电视也罢，所谓系统性就是大面积对传统导向有些偏向，这种情况是少的。而在网络里，甚至每个版主都是把握了导向的人。

　　詹膑：传统媒体怎么会少呢？

　　栾轶玫：网络里沉默螺旋现象不是没有了，反而是更加加剧了，一个版主能决定一个讨论的走向，一个跟贴，抢了沙发的人的发言，能决定此后跟贴的人是说反对还是赞成。

　　詹膑：这个跟在座的意见完全相反，网络承诺螺旋恰好极大消解了。曾经跟踪过一个事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当时是彻底一面倒，当时跟踪新浪的跟贴，所有媒体采访，采访任何人都是批评态度，但是在帖子跟到五页十页之后，开始有支持赵薇的声音，再到最后两者齐虎相当，认为这个事是编辑操控的，顶多说赵薇是笨蛋而已，不能说赵薇带有主动的卖国心理。并且像你说版主控制最适合北方说的打游击战，网络最有趣的是什么声音都有。

　　栾轶玫：那是理想状态，会有一种形式上的错觉。认为网络给提供了人人能发言的理想环境，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人人能发言，并不代表人人能被听到，也就是说“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有效果”（传播效果，即你的意见被他人接受）

　　黄华：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那些说反对声音的人有机会了，另外一个层次是，那些不发言的人发言了，如果后者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就意味着没有。

　　栾轶玫：还有就是，倒底是哪种声音最后被听到了。你说的反沉默螺旋，沉默螺旋被消解，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以前没有机会发言的人虽有机会发言了，但并不代表他们会被听到。

　　詹膑：如果是这个意思，岂不是觉得网络上舆论很好被管理和控制。

　　黄华：可以被管理和控制。

　　詹膑：我们控制那么多版主就可以控制。

　　栾轶玫：某种意义上可以控制和引导，因为存在沉默螺旋效应，存在心理上的从众心理。

　　黄华：原来说的“知识沟”不会被打破。

　　栾轶玫：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网络上四个人可能平等发出声音，但是最后被听到的可能只有我们其中的一个人。

　　詹膑：为什么，你们可以换阵地。

　　黄华：只要信息饱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选择性注意，包括版主。

　　李北方：趋势政府肯定是已经认识到，网络作为一个媒介平台和以往是不一样的，是公共的，是开放的，如果想在这上面占有优势，用传统的监管方式不管用，要主动引导，主动参与。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对干部有一个讲话，就提到现在中西文化或者理念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还讲到“斗争”这个词。网络其实是个战场，不是一个平静的讨论的领域。在这个上面，官方要加强它的引导，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政治势力想要占据主导地位，官方想要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栾轶玫：提供可能性，并不代表被选择，被注意到，凯迪网论不让说，可能跑到天涯，天涯也会被淹没掉。我特别感兴趣，官员到网上到底干什么，从网上真正能了解到什么，对政治生涯或者政治生活或者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会有帮助的？

　　黄华：我的一个同学是官员，他跟我说其实他们每天都上网，但实际上社会对政府官员有偏见，我同学有e—mail，但跟他有业务往来的人从来不发邮件，直接去那里请他或者直接交流或者电话。因此说，政府的高官都会上网，主要看像新华网，这是政府工作时需要了解的。他们每天要看人民日报，看《求是》杂志，《新华文摘》，对网站来说看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在哪些方面政策上的变化，第一时间要掌握。每个人首先是个人，不是虚拟的人，自然有需要，只是高官看的信息不一样，他的工作是政治的东西，而我们的工作是研究传媒。另外作为个人，会不会去消费网上相应的休闲的东西，我认为也是可能的。高级官员可能也喜欢看大片，也知道网上可能会看一些这样的东西，只是说每个人兴趣爱好不同而已。

　　詹膑：这肯定的。

　　栾轶玫：你要是官员，你觉得上网，通过网上怎么帮助你？

　　詹膑：这是分开的问题，上网作为人上网。你看黄华刚才说的都是作为人上网。

　　栾轶玫：你觉得官员上网已经是普通网民，是人去上网，不是官员上网，官员角色已经把它消解掉了。

　　詹膑：如果作为官员上网太痛苦了。

　　栾轶玫：是不是可以理解网络上没有官员或者不存在官员的角色，因为官员一旦上了网就成了一般的网民。

　　詹膑：不能把无关的官员和有关的官员混淆。假设我们是管搜狐的，这个时候是有关官员在看搜狐网，但是我现在是管鲜花的，我上网看看地震新闻，这个是无关官员，这个不同。

　　栾轶玫：这个需求不一样。

　　黄华：从我个人来理解，总书记跟网友去交流，基本上是从国家层面，对互联网的主流媒体身份，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因为中国在政策里，一般都需要这样，有一种信号给大家，大家才认可；另外，对“网友”的内涵做了重新的定义。

　　栾轶玫：总书记跟网友会谈的多方意义，我的理解是网络时代的新微服私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政治的新生态。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个是中国网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友越来越主流化，尤其是以博客个体和群体产生的观点，在整个网络民主生活或者说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主流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渴望被更主流或者更高层认知的愿望非常强烈，这也是他们对这件事情表现出非常积极肯定状态的原因所在。再一点，虽然有人觉得这件事情是一种“政治秀”，但我的理解是，在这件事情上，“姿态意义就是实质推进”，这在前面都谈到了，它表现出高层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重视，传达出工作部署上的转移。但这里我要特别强高一点，我们希望网络不是唯一的了解民声、表达民意的渠道，政府应该开拓更多的下情上达的渠道，这样能帮助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更有效地倾听到民意，从而做出更佳的制度选择与政策安排。

　　李北方：除了网络之外，老百姓确实没有别的渠道，也想象不出来了。比如今天我看到短信说开了一个反腐电话，可是如果你拨，那个反腐电话永远会是忙的。在政治治理上，国家的政治生活应该怎么组织，老百姓说的什么是对的，那最终才是对的，民意的上达是很重要的。网络给了老百姓重新贴大字报的机会，你水平高不高无所谓，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查，达不达到发表的水平都可以发上去。网络的影响力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当BBS刚刚出现的时候，影响力相对小，各方势力也还没有盯上，那时候在上面表达的民意是真实的民意，至少是上网那部分人的真实想法吧。随着汪洋上网，温总理上网，胡总书记上网，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都盯上它了，都想通过在网上发出声音，再去影响政治生活，这个时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一个负责任的观点，一个真正的民意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这上面做假，搞假民意就太容易了。这和投票、和电话调查都不一样，电话调查虽然是匿名的，一个电话只能对应一个人，不会打10个电话都是一个人，但是在网上一个ID能投一个票，换一个ID就可以投一个票，换一个网吧可以投几百次票，这是很需要解决的问题。

　　詹膑：总结发言两点，第一点，网络只要跟政治结构是有冲突的。第二点今天作为抬杆和提问的角色提得很好。

　　栾轶玫：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期待有更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