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访谈:绿色选择不用坚持 而是很自然的事情

　　主持人：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希望能跟大家说一下，比如为什么关注环保，是什么事情激发像刚才您两位都说了，我觉得都挺好的。

　　董先生：我的工作目前在北京吉利大学文学院当老师，还有一个兼职工作，在中科能。我有一个朋友叫韩伟，他是做节能环保地缘热泵的，这是我们国家大力提倡的推广的一种环保产品，我在他们那里当顾问。第三份工作，也是我最关心的工作，就是在自然之友当理事，也是自然之友的老会员了。

　　说起为什么加入自然之友？其实我这个环保理念特别早就有了，因为我们老家在甘肃兰州，兰州那个地方，在我记事的时候，大概7、8岁的时候，每天上学，特别到夏天，我都是“哭”着上学的，所谓“哭”，就是说流着眼泪去，因为我们那里有兰州化工厂、兰州炼油厂、化肥厂，还有那些大的厂冒出的黄烟，一到夏天刺鼻的不得了，眼泪是止不住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小的时候黄河里还可以游泳，还有鱼，随着自己长大。

　　主持人：那大概是几几年？

　　董先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污染比较厉害就是70年代以后。你想我天天一到夏天，冬天还好一点，一到夏天流着眼泪去上学，刺鼻的气味不得了，我们的农民就说，他们养着羊，羊吃了山上的草有的牙掉了，农民也不知道因为是污染带来的问题，也没有地方诉说，但是我们从小就听了这些事，我们就看到是空气污染。

　　还有河流污染，小的时候还可以到黄河边游泳，几年之后黄河里漂的是沥青、漂的是污水，这个污水包括上游的生活污水，工厂里比如兰化、兰炼、化肥厂，工业污染，黑的、乳白色，都往黄河里倒，所以且切肤感受。有时候游泳完以后难受，河流污染。

　　从小就知道工厂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有多少我们没有享受到，但是灾难我们是感受到了。比如像兰化公司，给本厂有污染费，我们不是他们的职工，我们享受到的是他们的污染，没有享受到他们污染费的补偿，从小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环境的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认识。

　　再加上我们甘肃兰州那个地方虽然有一条黄河，从城里流过去，但是兰州市两边的山上，现在是绿化了，是人工绿化的，但是稍微往远走，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土又是特别好，几十米、几百米后的土，只要有水就可以种树，种树就可以活，但是我们山上自然环境特别不好。因为这个我就意识到，人生活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平房，我们家人喜欢种树，我们房前屋后种了好多书，苹果树、梨树，当然果树是种在院子里面的，外面种柳树，那些树，甚至到夏天种爬墙虎。从小就养成一种，好像环保跟自己有关系。

　　以后就上大学，我当过中学老师，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缺点，大家看到问题以后很多不吭声的。我们学校以前最早学校光秃秃的，也没什么树，我当班主任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月也就是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有一年我就觉得学校需要种点什么，学校每年也种树，我们叫植树造林，每年上面领导安排工作，大家就轰轰烈烈种一场树，种完了没人管，种的都是名贵的树，比如松树、果树，那个树不容易活，那个树对水分要求好像多一点。

　　我带我们班带着学生种什么？在厕所后面我们种柳树，柳树只要一插上随便浇点水就活了，我第一年种了树90都活了，结果第二年学校领导说柳树不好看，全砍掉再种松树，把我气死了。我当老师的时候，我种树自己浇水，别的老师种树就是拉着橡皮管浇，别人说这个人神经病。我觉得你们说你们的，反正我自己干了这个活，我出力了，我出力了我高兴。

　　当学校老师，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了，以后经商，又到国外待了6年，我就把树从中国种到了丹麦，丹麦人环保理念比我们强多了，也组织种树。后来去非洲，我们学校没有人组织，后面有大片的荒滩，那是纳米比亚，那种自然沙滩，那个地方也有水，种了就可以活。那时候我就在那儿自己花钱买来芒果树，种了一大片，现在活了没有也不知道，明年可能有机会去纳米比亚再去那个地方看一看。这种环保理念原始的朴素的有。

　　加入自然之友我是98年的时候，可能跟他们差不多同时，我记得自然之友是哪一年在北大搞了一个梁先生的演讲，就是98年。在此之前，98年我出国了，出国以后突然想到，这个国家那么美，刚刚你说你是搞测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出国之前我听别人讲，说别理那些老外，说他们的工资里面有一份叫污染补偿费，就是驻华各个使馆机构。我听着特别不可思议，我说北京的环境那么好，他们还有污染补偿费，我们兰州哪是人活的地方。那时候我就这么想，就有点愤愤不平。

　　等98年出国以后，一上飞机觉得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一上了飞机看祖国这片所谓的大好河山其实并不美好，到处一片荒凉，而且那个荒凉颜色挺难看的。飞机一飞到俄罗斯，一飞到欧洲上空，一片绿色，这种比较对比太强烈了。一到丹麦一看，丹麦人生活得挺简朴的，其实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用过的东西不乱扔，做回收，那个纸，比如每个小区都有大纸箱，把纸放在一个箱子里，把瓶子放在一个箱子里，这个事做的特别好，我觉得丹麦人做的环保特别好。

　　那时候上网看，看到中国有两个比较有名的环保机构，一个是自然之友，还有一个就是廖小义的地球村，又从电视上见到廖小义的演讲，这个人真不简单，那时候她刚从美国读完研究生回来，挺佩服的，我就想一定要加入哪个环保组织，只能加入一个。

　　来了以后又把这两家拜访了一下，拜访的时候到自然之友来了一趟，因为不可能两家都加入，就说加入一家，一到自然之友来了以后跟梁先生聊了一会儿，当然在廖小义和梁先生之间，梁先生的个人魅力更大，我这个人比较世俗。为什么？第一，我很尊重廖小义，才知道梁先生家里，他爷爷是梁启超，他父亲是梁思成，这种尊敬之情油然而生，觉得应该和这些人多一些接触，所以出于这个动机加入了自然之友。但是我对廖小义的地球村一直也在关注，我很尊重她，也百十深深佩服，加入自然之友话说白了就是有点想这样一个机会比如能多接触点梁先生，能受到一点感染。我出生环境，我父亲是铁路环境，修铁路的，我从小感受的，我们那个铁路工人一种豪迈之气，比较粗、比较俗，前天梁小燕说我，你怎么这么俗，我说从小在俗的环境长大。

　　我加入自然之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自然之友是搞环保的，一个环保可能是物质上的，比如种树、少用塑料袋，还有一种层面，就是我现在做的环保，我到自然之友之后以后我觉得认识梁先生、梁小燕、杨老师，还有其他一些人，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就是从这些人身上，我学到了，这些人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人，包括你们几位，从你们身上我能够感受到很多，我就试图努力把自己从一种比较粗俗的状态向一种比较高雅的状态转移，这是我加入自然之友的一个动机。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一个您开玩笑说从一个粗俗到高雅的状态，您所认为的环保是一个高雅的行为还是一个，您怎么看？

　　董先生：我认为在中国从事环保的人都是高雅的人，刚才主持人问我说做环保是粗俗人还是高雅人，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做环保的事，这点毫无疑问。但是现实是，目前在中国从事环保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高雅的人，思想境界比较高的，修养比较好的，社会地位也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人。当然如果比如像我们那些铁路工人，像工人、农民都来关心环保、参与环保，中国可能就没有环保这么严重的问题了。

　　在丹麦那个国家，环保大概就是老百姓的事，每个人的事。可是在中国是高雅还是粗俗，粗俗的人不会讲这个问题。我和朋友经常一块到地出差住酒店，我这个人较懒，有的时候不喜欢带什么牙膏、牙刷，如果出去时间长我会带，出去一天就不带了，我说大不了一天不刷牙没事的，吃个口香糖就行了。然后洗脸，用水在脸上一泼，用袖子一擦就行了。我观察过细节，我那个朋友只要一去以后，晚上把五星级宾馆的牙膏、牙刷用一只，早上起来再用一只，当然我不用，他把我那只就用了。

　　我这个朋友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司机，我认为我以前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的，我现在跨入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行列的，我挺尊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一点。我觉得我作为工人阶级的后代说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觉得我可能看得特别清楚，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大多数工人、农民还生存解决温饱、生活好一点，他们的境界还不高，人生是有境界的，因为我自己从工人家庭出台，去做老师，去做小买卖，我经历比较多，去到机构工作，我觉得人和人的境界差别真的很大。

　　所以目前在中国，从事环保的人大部分都是境界比较高的人，高雅的人。我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说希望你们多关心点环保的事，多做点环保的工作，我说给你们下个定义，关心环保的人就是关心别人的人，因为环保不仅仅是为自己，也在为别人，当然为了别人同时也为自己了，能关心别人的就是好人，我希望你们关心别人，不要仅仅想自己的事，也为别人考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