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想问一下周教授,今天很多老师都提供了一些很多健康信息,刚才也说到了公共卫生的问题,我们不仅在关注自己的健康各个方面的问题,还要关注其他群体,我想问的是农民工,因为我观察到在中关村那个地方一些建筑工地,我看到那些农民工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那种流动商贩做了以后大家那样吃,感觉会不安全,也会不健康。
周孝正:
温家宝总理找了大约十来个部搞了一个农民工调查报告,是权威的,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大概2个亿左右,他们吃的是最廉价的食品,船的是最简单的服装,住的是最简陋的房子,拿的是最少的钱,所以对他们来讲劝他们千万不要35岁之前拿命挣钱、35岁之后拿钱买命,我们就劝他们。他们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脏活、苦活、累活都他们干,他们拿最少的钱,那就是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剥削。政治上怎么歧视?胡锦涛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说逐步的城乡四分之一比例选举条款,政治上不要再歧视,经济上不要再盘剥。什么意思?农民要有组织,农民没有组织怎么跟资方谈判,一个月挣千八百,不给你,拖欠农民工工资。
说我吃名牌确实有支付能力的问题,农民工什么便宜吃什么。
潘小川:你那个报告我有两点怀疑,说农民工是社会待遇最低。
周孝正:不是说最低,吃的是非常廉价的。
潘小川:比他们在农村自己家里边要好吧?
周孝正:不一定,在家里他们可以吃上新鲜的水,能喝上健康的食品。
潘小川:怎么能证明喝上健康的水,污染也很厉害。
周孝正:只有北京才是350万汽车,可吸入颗粒物可比北京好,农村叫面污染,城里头叫点污染,你得想想哪个厉害。
潘小川:但是总的结论一定下的偏颇了。
周孝正:不是偏颇,2亿农民工。
潘小川:农民工待遇也好不可能是社会最底层。
周孝正:我没说罪,中国最惨的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丢了3年以上还没有放弃找孩子的母亲,根据打拐办的数据60万,这是最惨的。
主持人:
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农民工来说,我们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做农民工研究,而且做农民工方面的工作,参与一些政府部委,不如扶贫办、比如发改委这方面的项目,在城里面农民工吃的如果说不安全肯定比老家安全,因为城里他们能够买的食品往往在政府视野之外,往往是政府查禁的。给他们的食品、给他们的医疗也是这样,他们在老家看病,虽然农村医疗条件非常差,但不至于像在城乡交界区找那些非法行医的看,这是很严重的。
潘小川:这有一个比照的参照系的问题,跟谁比,所以不能一概的说农民工就是社会最底层。
主持人:他不是最底层,我们的底层是生活在农村的人、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和城市失业下岗的人。
潘小川:报告里是不是统计了他们收入多少钱,他们生活什么状态,但是跟他们农村真正穷的农村、边远山区的农村他们比。
主持人:你不要忘了,每个地方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在他上一任的时候,农村年收入865块钱以下的是9千万人。
潘小川:农民工收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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