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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彬:我国文化产业处于亚健康 创新有"四懂"

  【编者按】近日,由《传媒》杂志发起,搜狐网《新媒体 新营销》鼎力支持的中国传媒高层系列访谈活动正式启动。我们将对数十名中国知名传媒高层进行系列访谈,还将对国内十大创新传媒进行深度采访和研究。传媒访谈第3期(总第28期)嘉宾是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

    核心提示:魏文彬讲述了关于文化产业改革、创新和管理的三个方面的看法。魏文彬认为,要把文化产业做起来,必须放开,必须改制。他认为全国应该有三到五家核心文化企业;在讲到创新时,指出在中国创新有四懂:懂政治、懂民情、懂历史和懂趋势;谈到管理问题上,他认为只要系统是好的,一切都会有的。

  嘉宾简介:魏文彬,湖南广电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局长。1950年1月生于湖南桃源,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5年任湖南电视台副台长,1991年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湖南电视台台长,1993年起,任湖南广播电视厅党组书记、厅长,1998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党组书记,现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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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合作伙伴《传媒》杂志。

  访谈实录:以下为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访谈:

  主持人:08年您重点抓的几件事情是什么?08年对于所有媒体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魏文彬:这个问题是我今年思考最多的,特别重视、特别关注还是三件事情。第一是改革,第二是创新,第三是这是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叫管理。

  谈改革:要把文化产业做起来,必须放开,必须改制

  我给你讲讲对这六个字三个问题的思考,第一件事情是改革。我讲改革是在新形势下深层次的改革,我们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今年30周年。实际上这30年还没改完,还要深入改革,在改革中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觉得随着中国传媒产业的进步,中国文化产业还在改革,媒体现在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改制,体制和机制的落后是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这是我们全国共同的瓶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我认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中央的决策层已经看到了,已经重视了,已经开始启动了。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开始启动了,但是我觉得改革才刚刚启动,中国的文化产业还不成气侯,不成规模。假如文化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构成产业的主要载体是核心企业,我们文化产业的核心企业在哪里?这个问题没有多少人能够回答。我们看过像新闻集团、像迪斯尼这样的文化产业、文化企业我们有几个?一个也没有。不对,半个也没有。那么我们何谈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主要载体第一应该是核心企业,我们应该打造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文化企业,这个文化企业应该是体制多元化的,而且最好应该是由国家控股的,不是国家独有的,但是必须由国家控股,这是我的观点。国家控股但是不能国家独有,不能完全是国家独有的,国家独有百分之百都是国家的,就回到以前的老路子上去了。第二,一定要是企业。

湖南广电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局长:魏文彬
湖南广电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局长:魏文彬(资料照片)

  我们的核心企业作为产业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它的产品,没有产品哪儿有什么产业?对产品我们研究不够,对于文化产业的产品研究不够。我们研究不够,重视不够,开发不够。文化产业的产品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应该全是萝卜白菜,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应该说有一个品种问题,有一个结构问题,我们文化产业的产品应该有品种问题,应该有结构问题而且这个品种和结构更多的要关照我生产的文化产品是养情养心养志的,这是文化产业的产品。文化产业的产品的养情、养心、养志,情也好心也好致也好,我生产的文化产品品种和结构应该关照民众素质的提升。我们绝对不能全部都是超级女生、快乐男生,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老是八个样板戏,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品种和结构应该有主要产品有相关产品。

  主持人:您认为什么样的是主要产品?

  魏文彬:主要产品我认为事关核心价值体系的是主要产品,可以讲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一讲意识形态容易把意识形态打成另外一个符号,意识形态东方西方都有意识形态,我觉得一个国家应该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主要产品应该是为核心价值体系服务的。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应该说是这个民族的主流意识,应该是巨大产品。

  主持人:就像美国大片里面输出他们的美国梦一样。

  魏文彬: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而且现在我确实很有信心。昨天我讲了一句官话,人的智慧创造高科技,高科技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高科技回过头来又破坏人的智慧,研究出一种东西非常高端,但是回过头来又使人变得很懒惰变得很简单变得很傻。现在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网络,我不是网民,更不是网虫,我也没进去过,但是实际上很长时间我都在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你看看现在闹出些什么事,有一个现实事件,还有一个虚拟事件,过去的虚拟事件就是做梦,现在的虚拟事件做什么都行,横行霸道无所不做,人的另外一面劣根性表现出来。我听说美国有一个天登网,进来这个网以后要有户口,在里面干什么都行,创业、找老婆、生孩子跟现实一模一样的,还有货币,虚拟世界的货币听说和现实社会的货币要接轨。我了解这个信息以后我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人的进化有一个规律的,过去几千年一个规律,也许某一种认知要经过几十年要经过上百年时间的积淀才能够认知才能提升到另外一步。但是网络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我听说虚拟世界的网上有一个人无恶不作,烧杀抢掠,人性的恶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这个人在生活当中还是一个共产党员,非常儒雅谦谦君子,这是不是对人的一种逆反?

  主持人:这个是网络带来的还是说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

  魏文彬:肯定是网络带来的,没有网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而且网络世界掌控在美国,全世界任何东西都没有完全被美国掌握,现在世界上网络被美国掌握着,网络的主机听说全部在美国,网络的主机听说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不知道要干什么。

  主持人: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魏文彬:办法总是有的,我讲一句吓人的话,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网络更可怕的。假如对社会对人类进行破坏的话,甚至没有一个东西,原子弹也没有网络的力量这么强大。

  主持人:湖南广电会发展新媒体吗?

  魏文彬:当然会发展新媒体。咱们过去要闹一个什么事,十年前二十年前闹不起来,多困难啊。打电话、发传单,这个方法多笨啊,现在在网络上轻轻敲敲发一个信息,到各种媒体去散布,太火了。

  刚才讲到文化产业,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注意提升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丰富我们的文化产品,要养志、养情、养性。第一是企业,第二是产品,产品就是内容,对内容我们缺乏了解,对于市场我们缺乏分析缺乏判断缺乏培养。企业和产品是不能离开市场的,离开市场就不叫企业就叫农民的菜园子,农民的菜园子那就是自己种自己吃。讲起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什么时候才能最后葬送、最后告别几千年的文化,从小农的、封闭的,小农和封闭产生一个顽固的东西家长制,家长制的特点就是专制。家里权利最高的人就是家长,底下的小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都在看家长的颜色,于是乎争风吃醋的来了,争家产的也来了,不要认为这些东西只有现代社会才有的,中国封建的东西是太根深蒂固了。刚才讲到家长制就是人治。

  主持人:家长很好就能把家族带得很好,家长不行就完蛋了。

  魏文彬:家长很好也不能这样,家长再好一个人再好也不能强过这三十个人,而过去三十个人加起来比这一个人强,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文明。

  主持人:湖南卫视有湖南广电那么多企业,包括经视还有广播电视报等。那么多的传媒单位,也有网络报纸,也有杂志,那它们也是像您是支持社会进步支持文明的,它们在这方面的发展您是怎么体现您的思想?

  魏文彬:我也可以这样回答你,一个大的集团一个大的群体过分地依赖某一个人的权威这是不安全的,这是我早就意识到的,这是不安全的。某一个单位某一个团体过分地依赖某一个人的权威这是不安全的,当然这里面这个话讲开以后,很大一个庞大的团体要去相信这个人的权威,从相信到盲从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不信你的,最后产生一个领袖式的人物,最后走向反面。走向什么反面?就是盲从。对的听他的,不对的也听他的。

  我承认我在湖南广电有一些作风,我也承认我在湖南广电有很高的权威,但是很早我就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五年前我提出一个文化生态问题,环境不好草木不生,我们营造良好的充分的发挥自己个性的,学学哲学就好了,共性都是从个性中来的。

  主持人:您在营造比较民主的气氛?

  魏文彬:应该是这样的,建立一种机制取代原来的家长制的严厉。我们讲文化产业的这三个问题,一个核心企业,第二个是产品,第三个是市场。我们现在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弄清楚,我们现在生产电视产品,生产电影产品,生产报纸,生产刊物,生产音像的,这里面两个东西市场化程度高一点,电影的市场化程度高一点,很多音像制品都是商品。其它的还有很多东西都是由国家掌管的这些部门维持生产的,这是做不大做不强的。要把文化产业做起来,必须放开,必须改制。放开改制之后现在的这些文化,生产文化产品的这些实体有一个,我现在讲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现状,现在是散,分散。具体不用我说,全国有多少家你这样的刊物,可能连你也说不清,有几家大的?谁也不说。你这样的刊物全国有上千本、几千本,有这个必要吗?美国一个《电视指南》发行几千万份,美国两三亿人口的国家,有一份发行几千万份的杂志,中国有吗?没有。散,散就小,小就弱,还带来一个乱。所以现在有必要把这些散整合到一起。

  主持人:08年有一个媒介融合的概念?

  魏文彬:散、小、弱、乱、差。

  主持人:整合还存在一个是否有效的问题,很多报业集团靠行政力量整合到一起。

  魏文彬:我讲的整合是市场整合,由市场规律进行有机整合的,整合打通链接,这里面就有融合有重组、兼并,而且是跨地区的、跨行业的、跨媒体的。竞争的结果应该是和物质类产品的规律一样,最后形成几大寡头。全国应该有三到五家核心文化企业,美国有几家我们都说得清,德国有几家也说得清,日本有几家也说得清,唯独我们说不清。我们全中国最多的几千家,中国有几千家电视台,最后整合、融通、嫁接、重组、兼并。这就叫作重新洗牌,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重新洗牌,洗牌以后就要包装,谁做庄,有势力的人做庄,他做庄就占了便宜,坐庄的这个人不是领导的,而是靠他打来的。有做局的有做庄的,但是这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你做庄,那么没有做庄的人千方百计的目标就是要把他拉下岗。

  主持人:关键是建立规则。

  魏文彬:肯定的是,千方百计把他打下来,他就千方百计守住自己的庄,在千方百计的攻和千方百计的守之间,攻守之间水平提高了,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时代就是这样进步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牌也没洗,所有的人全都在坐庄。

  主持人:大家自己打自己的。

  魏文彬:我说这个改革现在还没有。时间关系只能简单讲到这儿。今天我思考最多的就是改革,刚才讲的改革都是很泛的很空洞的,联系到湖南广电,我们就是要改制。我们改制的核心就是要组织一批市场主体,组织新的市场主体,这个词本来很好懂,宣传的时候别人老不懂。我想了别的词来表达,新的市场主体是新的法人主体,现在的行政主体是组织不管的,现在市场主体的命运是由市场决定的。我就是组织不管,过去我是湖南省委组织部管,现在是中组部管的,他说我行就行,他说我不行就不行,我是行政主体的长官。但是市场主体的兴衰成败都是要靠市场决定的,走向新的市场主体的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了融通、兼并、重组、嫁接,目的就是做大做强。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文化产业的航空母舰。

  主持人:很多传媒人寄托上面的政策下来,传媒人本身这方面的力量不够。

  魏文彬:什么东西都靠上面政策下来我们再来做这不叫改革。

  主持人: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魏文彬: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对的。

  主持人:针对这方面,湖南广电未来将做一些什么?

  魏文彬:我们现在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市场主体,组建市场主体以后我把我们能够放到这个市场主体的资源包括人才都从我现有的行政事业体制这里面划拨到市场主体去。我现在的这些资源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人才。如果放到市场主体里面和市场上的各种因素碰撞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不光放到市场主体,放到行政主体,放到私营主体。行政性和私营性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放到这里就是一堆破铜乱铁谁也不去盘活,只有改制改革。这是我们08年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我今天中午还接到办公室一个主任的电话告诉我,我们新的市场主体注册资金登记多少万了,工商什么做完了,税务什么章拿到了,他们知道这些事是我牵肠挂肚最关心的。这是一件事情。

  谈创新:我国文化产品运行是一种亚健康状态

  第二件事情,创新。创新是我们所有传媒系统的人关心的主题,创新是我们的生命,对一个国家而言民主是生命,社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传媒企业而言创新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国家的文化产品是求大于供,我们国家现在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精神食粮是求大于供,求大于供缺口缺多少?有关专家分析我国的文化缺口达到70%。这个数字确实不确实我不知道,缺我是知道的。文化产品缺口我认为这个缺口是一个伤口,其实从国家生产部门供应给社会的很多,但是老百姓消费的70%,却拿70%的文化消费品,但是老百姓是不是不消费,不是的,一样消费,就靠别的东西来消费,低级的、庸俗的、封建的、舶来的,所以我认为我有一个判断,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运行是一种亚健康状态。

  一个人其实最高的享受应该是非常健康的生态环境,这个非常健康的生态环境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要听好的,还要看好的,赏心悦目陶情养性人就会变得高尚。现在不是赏心而是恶心,现在不是悦目而是眨目,现在不是陶情而是滥情,现在不是养性而是滥性,这肯定是亚健康。

  我是建国初期出生的,60年代、70年代一本《青春之歌》能够使我整个少年都变得非常神奇,一部《红岩》,一本《林海雪原》,这是我们的精神食粮。那时候有两个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现在的是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网络上的虚拟世界,现在的《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没有,缺口。其实人最不能缺的是精神文化产品,我觉得肚子饿了不舒服那是不舒服,但是年纪大的人身体好脂肪多的人也可以,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精神极度空虚和寂寞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要想犯事干坏事,精神极度空虚极度寂寞极度恐慌,人有这个时候,是这个精神产品不够了,的确是精神产品不够。

  主持人:数量不够,质量也不够。

  魏文彬:数量和质量来讲主要是质量问题,美国人看电影06年的数据人均每年六场,中国人每年看多少电影?全国人均0.04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0.04次的电影市场票房是36亿人民币,电影问题到底是老百姓没有钱还是没有电影,肯定是没有电影。没有电影现在搞得老百姓看电影的兴趣都没有了,还看什么电影。我知道没有好电影,美国人为什么就有呢?0.04次36亿人民币,我们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0.4次360亿,我们再移一次4次3600亿,多大的市场。看电影不是消费不起,就是50块钱一张票,现在满街的人都消费得起,到了周末带着老婆孩子一个礼拜去看一场电影多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创新是天大的事情,就是你具体下面的话题,下面的子话题可以讲很多命题。

  今天联想的一个老总请我吃午饭,他在美国生活很多年,突然问我一个很怪的问题,创新需要什么?你湖南广电十多年创新,打下这样一个天下,创新到底靠什么?我喜欢别人突然提问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当时在饭桌上我就讲了,在中国创新有四懂。

  第一,懂政治。你要为国家大利益创新,为民族大利益创新,不要唯利是图创新,不要为哗众取宠的创新,不要为沽名钓誉创新。不要我认为讲的政治一定是什么什么这些空洞的话,要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完整建立来创新,这是懂政治。

  第二,懂民情。要深入地了解老百姓,中国的国情。这是几亿人多少个年龄代的人构成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八十岁、九十岁,这是年龄段。文化段,小学、中学、大学、博士。还可以细分,有信这个的,有信那个的,还有东边的还有西边的,还有城市的还有乡村的,要懂民情。懂民情创新才有根才有源,要解决根和源的问题。

  第三,懂历史。实际上我这个第三和第四一个是懂过去一个是懂未来。不懂中国历史的也是没有根的。

  第四,懂趋势。你不能老说昨天的事,你也要看到今天的事,要知道明天的事也要知道天上的事,要懂这个发展趋势。

  谈管理:只要系统是好的,一切都会有的

  最后一个管理,管理是一个大问题,管理非常传统,非常模糊,落后的管理坑人害人,落后的管理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成本,有时间成本,我们不要讲成本就是讲资金,有时间成本的,有人才成本。落后的管理闲置了多少人才,扼杀了多少人才。现在我在研究管理,要承认西方有些企业有些东西比我们管得好,我接触过两个世界传媒大亨,一个雷石东,维亚康姆的总裁,一个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总裁,两个都是八十多岁的古稀之人,我和他们照过相。我们之间交流,我讲他不懂,他讲我不懂,他研究过我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研究过他们。80多岁的老人,他的传媒集团,他的传媒企业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雷石东到长沙参加活动的时候,坐着他的私人飞机,我去机场接他,老爷子凭什么三十多个国家,怎么管啊?我们现在如果把我集团的这些人放到三十多个国家,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监察局还有经济部一大堆,我们有些东西是落后的。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

  主持人:什么样的体系才是科学的?

  魏文彬:我这句话是完整的,什么样的体系才是和谐的管理体系,什么是最科学的?必须是科学的。只需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用两个人就是不科学的,成本只要一万块钱你花了一万一千块钱这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一个体系。核心问题是一个体系,这里我又给你讲我的判断。我是中国电视界的应该说是老人了,虽然我现在还没老,我也搞了几十年电视。80年代全国的电视竞争节目,是节目和节目之间的竞争。哪个台办了一个好节目,那时候是好节目打天下,中央台办了一个《话说长江》,我湖南台就办了一个《话说湘江》。节目和节目的竞争,一争也争了十来年。

  慢慢发现节目和节目的竞争不科学,因为节目不是一个常态的,就上升到栏目和栏目的竞争。你这个电视台有什么名牌栏目,这个栏目的影响比节目的影响大得多,栏目是相对固定的,它的权威性更大,栏目和栏目的竞争。节目和节目的竞争不是我带头的,但是栏目和栏目的竞争是我们领先的,我们创作了《快乐大本营》,全国都知道,这就是栏目。我们靠一个栏目撑起一个频道,靠几个栏目,首先一个栏目,然后几个栏目,湖南电视台就有《快乐大本营》,有《新青年》,有《玫瑰之约》,这些栏目是我们撑起的。

  这个到90年代末栏目和栏目的竞争又成为过去了,上升到频道和频道的竞争。光有几个栏目还不行,要争频道,这个频道有一个个性,这个频道有一个定位,然后形成一个品牌。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做在前面的,频道定位,我们打造“快乐中国”这么一个频道定位。

  我觉得还没有结束,最后的竞争是系统和系统的竞争,最后的竞争不是频道和频道的竞争,最后的竞争是系统和系统的竞争,看到哪一个集团的系统哪一个单位,过去讲媒体,哪个媒体的系统最先进,而这个系统是涵盖所有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从一线、二线到三线涵盖所有的方面,涵盖整个运转的全过程系统,所以系统和系统的竞争是最后的竞争,就看谁更科学。你的系统是科学的,你没有好频道别着急,你没有人才别着急,只要系统是好的,一切都会有的。你系统不好,千万别认为你兵强马壮,因为你的系统是落后的,迟早是要流逝的。这就是管理,管理要凝聚核心问题就是系统。

  《电视相约》这本书是我朋友写的,我这个朋友是一个快手,也是一个高手。他写的很快,一天可以写一万字,我讲的系统里面其中有一章,我刚才讲的系统的思想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产生这样一种系统观。我父亲病危的时候,我看着一个生命逐渐的消失最后离开,我眼睁睁地看着,痛心疾首。我父亲最后那一段岁月,我只要能离开单位我就跑回去。我父亲那么痛苦,他不愿意我看着他那么痛苦,看着他那么痛苦我也不能掉眼泪,我就等着他睡着以后我在窗户外面悄悄看,他睡着以后我轻手轻脚走过去痴痴地望着他,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生命就是他给我的,一种特殊的感情,什么都不想。我轻轻地把他的手拉起来,力度不能太大,怕他醒过来。我说这个手指这么有弹性,指甲这么健康,我说天啊,怎么他只有一个月了,如果看这个手指再活30年没问题。为什么就不行了呢?我突然想到,他是身体的某一个地方不行了,结果导致整个系统都崩溃了。我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着单位上的事情,是不是我的不孝啊?但是我的确想到这个问题。我含着眼泪从我父亲的病床前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这个单位。我觉得我这个单位轰轰烈烈,名声在外,其实在管理上也是百孔千疮,生怕哪一天某一个核心部位出现问题,整个集团的生命就葬送了。我就给我的作家朋友讲了这个体会,他也就写了这个书。我对系统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我这里面绝对没有一句官话。

  主持人:在您父亲病重的时候想到单位系统的问题,脑子有没有闲下来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做些什么呢?

  魏文彬:我前年在述职报告里面写了一句我很私人的话,很自我的话,湖南广电虽然不大,但是也付出了我半辈子所有的东西。我说我情牵之、梦绕之、魂守之,一切一切挥之不去。

(责任编辑: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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