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后路何方?

　　3月11日下午尘埃落定的大部委重组方案，令雷声很大的机构改革一事，总算洒下了不小的雨点。然而，正如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委重组本身涉及权力再分配，固然吸引眼球，但更根本的，却是在背后的思量——下一步，中央要如何回应社会越来越高涨的期待？

　　事实上，十七大召开时，已经有学界声音，建议中央要在执政党具备威望和资源之际，主动寻求变革，以适应中国在经历近30年的开放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

　　政府动用自身的政治和财政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目前在不少地方已经或正在达成，但长期单纯关注经济的结果，却造成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福利保障问题和三农问题等顽疾缠身。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建议中央主动变革的呼声，正切中要害。

　　这便是中国政府希望把自身定位为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原因。当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众要求中央各部委关注自身的事情，该退出的经济领域应尽快退出；同时，应专注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效率更高更透明地运用财政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此亦即所谓“行政三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建立监督政府运作的机制。人大、政协历史悠久，但其在监督方面的有效性，已经被中央主动发起变革的事实反证。各地政府单纯关注经济，部委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便是缺乏外在的刺激。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考虑，“行政三分”一词代替了更为敏感的“三权分立”，表明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会否投鼠忌器？这需要时间来观察。

　　不过，笔者赞同改革不应该以社会动荡为代价。革命当然最彻底，但民生将会遭到极大的打击，这个教训，40年前已经给整个中国上了沉重的一课。现在，代之以温和、渐进的改革，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幸事。只是政府想必亦明白，再温和的改革到了一定关口，便需要下大决心，否则便无法推进。以大部委重组为例，其中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阻力必然很大。而2005-2007年三年过去，中国在行政改革上陷入一些批评家眼中的停止不前局面，也表明了要启动改革本身，幕后的功夫或者需时不止10年。

　　因此，回到本文开头的提问，改革的步子已经迈出去了，未来的走向必须关切。因为社会的潮流与政府的步伐，谁能跑在前面，决定的不止是一届政府班子的政绩，用不新鲜的句子来形容，乃事关中国的未来。

　　本报记者 覃羿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