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导演“最大网络盗版案”

　　《出版人》杂志 翁昌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最近成了热点人物。让他走红的不是学术成果，而是他起诉超星公司侵权，并称相关诉讼涉及的作者数多达400余人，于是，一桩“最大网络盗版诉讼”浮出水面。

戏剧性的是，超星坚称吴锐本人签署过授权书，并出示授权书原件；而吴锐不仅予以否认，更声称“授权书是伪造的”。因此，超星近日也起诉吴锐，称其言行侵犯了超星名誉权。这样，吴锐和超星，彼此都成了对方眼中的侵权者。

　　那么，究竟是超星侵权，还是吴锐记性不好？谁在维权？谁在说谎？事件的戏剧性，反映出数字出版的种种现实。

　　维权？侵权？

　　针对吴锐今年2月起先后就五项侵权事由提起的诉讼，超星公司提出，使用吴锐的作品是经过他本人授权的合法行为。吴锐是超星的合法签约授权作者，曾于2003年1月14日与超星签订授权书，将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与超星，并且使用了超星赠送的10年读书卡。对于授权的事情，吴锐先在《人民日报》称，曾经记得与超星公司签过授权意向书，但称不是授权合同；而超星向吴锐出示授权书后，他又改称“授权书是伪造的”，因为授权书上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全是错的。

　　至此，吴锐与超星诉讼的关键已经聚焦到授权书的真伪。

　　超星公司解释说，授权书上吴锐身份证号码之所以出错，是吴锐少填了一位数字；授权书上留的电话号码在当时是分机，现在分机已改为直拨，但直拨号码的后四位与原来的分机号一样。

　　超星还专门就授权书的真伪做了司法鉴定。经中天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材授权书上‘吴锐’签名为蓝色圆珠笔书写，书写流利，特征稳定，可供检验。将该签名与样本中吴锐签名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二者在字的写法、运笔形态、连笔习惯、笔画搭配、起收笔等细微特征均一致，反映了同一个人的书写习惯。结论：检材授权书上“吴锐”签名与样本中吴锐签名是同一人所写。”超星已将此司法鉴定书提供给法院。

　　“如果吴锐明知自己授权超星合法使用其作品，却又导演出‘最大的网络盗版案’，岂不成笑谈？如果他无法确认授权书的真伪, 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大肆在媒体上宣传超星伪造其授权书,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史超表示。

　　至于吴锐向媒体所说的400余位作者起诉超星，也是此起案件反响强烈的重要因素。超星认为，“400余学者”是“明显夸大”。在超星向法院提交的案件材料中，有一份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邵东方的声明，邵东方先生是吴锐提到的涉嫌被超星侵权作品的400余位作者之一，但他书面声明说，自己从未委托吴锐起诉超星。相反，邵东方已经将自己的全部作品授权给超星数字图书馆使用。

　　颇具戏剧性的是，邵东方先生告诉记者，吴锐是在未经邵东方许可的情况下在其书中汇编了邵东方的作品，且从未支付过稿酬。

　　“妖魔化”超星的背后

　　“每天我都要带着证据四处去向客户和关心超星的人士作说明。”史超现在最希望，就是用法院的秉公判决来说话。不过，他相信超星以企业行为解决数字版权的努力和成果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事实，不可能就此被一笔抹杀。

　　从2000年开始，超星开始了与作者一对一的大规模签约授权行动，“已故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先生亲自为超星修订了授权协议，李铁映、钱学森、吴文俊、贾兰坡等著名专家学者给与了热情支持，200名院士为超星数字图书馆题词以示支持”。超星签约队伍一度高达300人，“公司的精兵强将都投入进去了”。经过长达七年的辛勤努力,超星已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作者数达到30万人，创下了一项在数字图书馆界是绝无仅有的纪录。史超告诉记者，超星为30万授权作者付出的直接签约成本（授权人员的工资、差旅费等）花费达到1000万元，间接签约成本达到2亿元（读书卡面值）。“超星模式”也被版权专家认为是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一种重要模式。在阶段性地进行完与作者的一对一授权后，超星又开始大规模地继续与出版社进行合作授权。

　　面对超星的30万授权作者成果，被竞争对手“妖魔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近期，部分媒体出现了若干针对超星公司的虚假和不实报道，比如称超星的ICP证属于天津叫贾琼的个人、超星公司已经被吊销、超星法人史超使用多个身份证注册企业、超星打算把企业卖给Google、超星打算退出数字图书馆领域、超星伪造作者授权书、超星深陷版权危机、超星受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包庇、超星的863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是虚假的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供媒体参考”，并欢迎媒体报道核实，不要再以讹传讹。不过，对明显受竞争对手操纵的不实报道，超星表示将以法律手段维权。此前，有北京媒体称超星的授权作者中，仅有15%-20%的授权是真实的。“此文明显受竞争对手操纵，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为此我们起诉了该媒体，后来媒体登出了道歉声明。”史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