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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期刊总监马丁·唐柯:品牌源于品质

爱思唯尔期刊总监马丁·唐柯:品牌源于品质

  期刊根植于所服务的学术共同体,它们就像由编辑、作者和审稿人构成的有机体。学术共同体从期刊中获益的时间有多长,期刊服务学术共同体的时间就有多长。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通过从期刊中获益而提升了期刊的品牌。

  ——马丁·唐柯

  1982年,当年轻的马丁·唐柯从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时,他的梦想是成为地质学领域的通才而非专家,而这时,爱思唯尔出版公司正在寻找地质学领域的出版编辑。

  “这个机会令人着迷,这样的工作可以让我向世界上最著名的地质学家学习。

”他如愿成为地质学领域的出版编辑。“办公桌就位于一位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家之后,我以前只是在教科书上见过他的名字”。他甚至想过“一年后,如果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还可以重新回去成为一名地质学家”。

  但他从来没有回去过,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去了,因为出版成为了他一生的事业。

  2005年,唐柯被任命为爱思唯尔科技部期刊出版集团全球总监,负责1200多份科技期刊的管理。2007年6月,他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为部分中国期刊的编辑们作了题为《期刊出版:迈向卓越》的演讲,并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

  向海外拓展

  爱斯唯尔对学术出版传统的继承可以追溯到1580年。这一年,荷兰出版商路易斯·爱思唯尔创办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以开辟多种语言图书的学术市场。300年后的1880年,荷兰图书进出口商乔治·罗伯茨继承了爱思唯尔的学术出版传统,从事经典学术作品的出版和国际传播,并以爱思唯尔的名字为自己的公司命名。

  到1982年,爱思唯尔公司负责期刊内容的编辑都是外部编辑,也就是学术界的全职专业人士,他们利用业务时间负责书籍和期刊内容的编辑;同时聘请有专业背景的人士作为全职出版编辑,负责印制和销售。

  在出版编辑这个岗位上,唐柯从1982年干到1990年。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为汇率变动、市场开放和各种限制图书流通的协议得以解除等,出版界开始进入资本市场,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通过公司间的收购或合并,出版业逐步形成综合性传播集团,向海外扩张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在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业,爱思唯尔于1991年收购了英国的麦克斯维尔集团的Pergamon出版社,占据了科学、技术和医学类市场的领导地位。1993年,爱斯唯尔又通过兼并英国励德公司进入英国市场。

  在爱思唯尔收购Pergamon 3年后,唐柯被任命为公司的生命科学出版部总监,并成为公司电子平台ScienceDirect开发筹备组的成员。他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清楚地看到网络时代正在起飞,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挑战。我们实验性地将单个期刊放在网上,并探索这种技术的潜在能力。通过这项试验,我们首先学会了如何使用这种技术;第二,我们明白了它对阅读量和订户的意义。这让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来启动公司的电子期刊数据库项目,即ScienceDirect项目。公司也意识到,从纸本到电子版的转化势在必行,因此,在数字化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1997年,ScienceDirect全文数据库问世,提供爱思唯尔1800多份期刊的在线检索和全文下载服务。2000年,爱思唯尔投资4000多万美元,启动过刊数字化项目——Scopus,将其之前近200年内出版的400多万篇文章全部电子化。目前,Scopus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文献可回溯到1823年第1卷第1册的《柳叶刀》。唐柯在这些项目中均发挥了模范作用。

  在参与爱思唯尔产品电子化过程的同时,唐柯也积极参与了公司收购美国《细胞》出版社和生物医学数据库(BioMedNet)的工作。1999年,爱思唯尔收购创建于1884年的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i)——其工程引用指数EI是中国从海外引进的第一个文献数据库——唐柯出任Ei首席执行官,并成功启动了Ei的电子产品“工程信息谷”(EiVillage)。

  走进中国

  1999年,唐柯作为Ei首席执行官首次来到中国,主持EiVillage产品的谈判。

  他说:“爱思唯尔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的。当时,中国已购买了我们部分纸本期刊,但数量不多,我们也是在那时购买了早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Ei,ScienceDirect也刚推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开放的中国是电子信息产品的一个主要市场。另外,从1998年开始,我们发现来自中国的投稿出现暴发式的增长。因此,中国既是我们信息产品的生产者也将是消费者,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永久性办公室。”

  实际上,爱思唯尔1996年就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家地区性销售办公处,之后,在东京、汉城、新德里、悉尼等设立了多个分部,建立并开拓亚太市场。2000年,中国大陆首批11所大学订购爱思唯尔全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2001年,爱思唯尔在北京设立办公室。

  “但我们在中国的发展已不局限于市场,通过举办免费的期刊编辑讨论班、论文写作培训班、启动中国期刊合作计划等,我们有幸支持和服务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并参与了中国期刊的成长。”唐柯说。

  2005年,第一份中国期刊和爱思唯尔签署合作伙伴关系协议。2006年5月,爱思唯尔在ScienceDirect上推出中国科学和技术期刊专集,首批34个中国合作伙伴期刊全部上线。

  “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期刊已达到50个,除在ScienceDirect上推出他们的电子版,我们还通过提供咨询、分享经验等方式,帮助中国期刊的编辑提高质量。在寻求合作时,我们并不追求合作伙伴的数量,我们选择高质量、高水平、本身希望在国际水平上发展的中国期刊作为合作伙伴,对那些只计划在中国本地发展的期刊,我们没有合作的意愿。”但他强调:“我并不认为我们在未来3到5年内能营利,建立信任关系、培育阅读量和订户量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耐心。”

  根植于学术共同体

  一份期刊如何才能取得成功?唐柯说:“期刊取得成功不依赖于高新技术、巨额投资或大力的宣传……期刊根植于所服务的学术共同体,它们就像由编辑、作者和审稿人构成的有机体。学术共同体从期刊中获益的时间有多长,期刊服务学术共同体的时间就有多长。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通过从期刊中获益而提升了期刊的品牌。期刊和学术共同体双方都从这种关系中受益。”

  学术期刊与科学发展之间关系微妙,可以肯定地说,期刊对后者的发展起到了毋庸置疑的作用。据唐柯介绍,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年后的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长亨利·奥尔登伯格就创办了第一份科学期刊《哲学纪事》,它很快成为科学新闻传播的主要媒体和科学观点交锋的战场,并成为仲裁“发明优先权”争执的机构。

  与皇家学会一样,这份期刊的创立为一种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将单个的科学家联合起来,使他们融入科学团体的共同事业。英国皇家学会第一批会员斯普拉特主教在谈到牛津哲学学会的记录时曾说:“他们记录的是行动而不是讨论的产物……他们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和方法。他们的目的是让彼此更多地交流自己的发现,而不是统一、不变和正规的论文。”

  如今,期刊的核心功能仍然未变:确认优先权、鉴定研究质量、传播研究成果、永久记录和存档研究成果。

  从1665年的第一份自然哲学期刊,到2000年全世界涉及数百个学科领域的1.4万份期刊,期刊与科学一直同步发展。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的期刊数量是1980年的2倍。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论文发表量从1999年的2.3万篇增加到2005年的6万篇,而且论文质量有大幅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期刊的影响力和自我生存能力一直是学术界和期刊出版界热议的焦点。

  规模很重要

  作为1800多份期刊的出版商,爱思唯尔如何控制和衡量期刊质量?唐柯说:“我们利用期刊影响因子、Scopus引用分析、无引用论文分析、高引用论文分析以及作者、评审人和编辑反馈系统等工具,对期刊质量进行评估,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他认为,期刊的成功有4个要素:高水平科学的积极支持、出版规模、国际化水平和期刊自身的本质。他强调,品质是第一要务,而规模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规模有助于创造性地提高服务质量。

  他说,出版期刊的目的是通过优秀信息和工具的传播来促进科学的进步和应用,而商业公司必须。营利才能生存和发展,但高影响因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营利,“因为影响因子只是期刊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你们要知道,某些期刊所服务的专业领域非常窄小,所以大家都向那个期刊投稿,而且互相引用,造成该期刊影响因子非常高,但是正因为它的发行量很小,所以它只能勉强收支平衡,甚至亏本。但爱思唯尔以这些口碑良好的期刊为荣,虽然它们并不营利。因为公司规模很大,拥有一批质量一般但发行量很大的期刊,这样两相相抵,整个集团还是可以营利的。”

  在强调了规模要素在爱思唯尔的成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后,唐柯还说:“知识信息的选取、汇集、发布和存档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版商需要与时俱进,加大投资;而只有规模较大的出版商才有财力对论文的生产追加投资,也只有大的出版商才能承受新产品带来的风险。”

  耐心和时间

  出版人和期刊编辑怎样影响期刊的质量?唐柯说,期刊编辑直接对期刊的质量负责,出版人通过编辑的聘用和管理,并为编辑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服务来影响期刊的质量。

  期刊编辑是期刊的公众形象,他们负责制定期刊的政策和编辑方针,负责同行评审过程的运行,独立决定是否接受某篇论文。出版人的职责包括监控期刊的内容和学术方向,追踪编辑部的效率和各项关键指数,聘用和考核编辑等,通过这些手段管理期刊品牌。当期刊编辑与作者发生争执时,出版人坚决支持编辑,并在适当的时候为编辑提供支持、建议甚至法律协助。

  作为1200多份期刊的大管家,唐柯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走中庸之道:“一方面,既要发现众多期刊的共同之处,又要保持每份期刊的特点;另一方面,1200多份期刊有几千名编辑,他们个个都有主见,观点鲜明又各不相同,因此,我的挑战就是要真正站在中间,找出平衡点,所作出的决定既对期刊群有利,又能满足单个期刊的要求。”

  马丁举了一个爱思唯尔出版人影响期刊质量的例子。1967年,英国高分子学会创办了《高分子科学进展》期刊,1985年到2002年这17年间的总编辑是奥特·福格尔。1992年至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期刊的影响因子持续徘徊不前,而且影响力在同类期刊中居中下。这份期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出版人在利用各种数据手段进行分析后发现,一些稿件积压时间长达两年;总编辑虽名声显赫,但诸事缠身,分身乏术;期刊采用约稿制,而且所约稿件不经同行评审就直接出版,拒稿率为零,稿件质量难以保证;而论文质量的不足,进一步拉低了期刊的影响因子。

  于是,出版人2002年断然采取措施,任命两位活跃在前沿的年轻科学家盖·百力和克里斯·玛德加哲斯克为期刊总编辑;改善工作流程、加快出版速度;引入严格的同行评议程序等。新主编上任仅一年,邀请论文的拒稿率就达到30%,到2005年,《高分子科学进展》的影响因子上升到16.045。

  在与中国期刊编辑的接触中,唐柯说:“我看见他们急切地希望提高期刊质量,但缺少耐心,他们渴望成为中国的《科学》、《自然》和《细胞》,但又不想做哪怕一点点的改变。我告诉他们,应专注于论文质量、拒绝低水平的稿件,他们又说:‘如果拒绝更多稿件,期刊就没有论文可发表了。’中国期刊编辑的独立性似乎不太清晰,多个因素能影响编辑决定。爱思唯尔的编辑曾经拒绝过自己导师的论文,这在中国似乎难以想象。”

  在与中国期刊的合作中,唐柯发现这些期刊一般有多个主管机构,它们对期刊的发展都有发言权,谈判时需要和多个部门洽谈,这比爱思唯尔以往经历的合作都更为复杂。

  唐柯认为,中国期刊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一步步地提高期刊的质量,但质量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提高的不仅有拒稿率,还包括审稿速度、出版质量和阅读量,以及国际编辑和审稿人队伍的建设等,“这需要耐心和时间”。

  唐柯对中国非常感兴趣,认为中国科技高速发展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他计划今后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亲身体验中国科学的发展,了解研究人员和期刊编辑的真正想法,确保爱思唯尔期刊集团的长期战略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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