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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在逐年增大
节能对我国来说最现实
主持人:据您预测,目前能源趋势是什么?
陈冬梅:要说从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来说,我觉得对这么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煤是罪魁祸首,但是我们能够获得的能源有多少,实际上这个能源不光是中国的能源问题,还是一个全球能源或者资源再分配再调整的问题。而且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的煤,我们用优质的油和气,油就牵扯到石油安全问题,是不是我们想要用的油就能安全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贸易,运输,是不是不会受到这种政治动态的变化的影响,这里面有太多复杂的因素。
再谈谈中国自己在国内能做的,可能非常现实的,就是节能。我们中国政府在做很多政策上的调整,包括很多激励措施的出台,包括一些加强监控,还有考核,把这种责任变成当地政府当地企业的责任来做。再返过来说,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中国有那么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有丰富的风能资源,你可以知道国家在十一五目标里面,到2010年,风力发电,可再生能源占的比例要到10%,2020年是15%,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可以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份额,它的比重在不断增加。
还有一块是可以做的,针对煤本身,其实有很多捷径的高效的煤的运用的技术,中国要投入很多的资金在里面。
主持人:现在有没有新的方法和技术呢?
陈冬梅:比如已经有的一些技术,比如像IGCC,就是整体煤气化发电技术,比如煤的多联产,还有煤的气化,煤的气化多联产,煤的超常临界,这个效率要提高很多,而且在污染物的控制,这个污染物的控制不仅仅包括CO2,比如IGCC,它的CO2,通过后续CO2的捕捉,就可以控制注入到油田、煤矿里面,虽然现在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但是是一个方向。你比如超临界,超超临界这样的火力发电技术,政府在做这方面的攻关已经有一些示范,但是真正示范意义的项目还没有出来,这种大的火力发电对中国有效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我们有时候谈CO2的时候,它实际上对氮氧化物,对二氧化硫的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的污染它也是有非常好的效应。
对于中国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工业、建筑、交通三大领域节能
主持人:您谈到中国自身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做,我想问一下,现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是通过什么措施来控制CO2排放的呢?
陈冬梅:国外其实很多,从基本的原则上来说,各个国家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大的方面就是这么几个。现在各国都非常注意节能。而且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来,美国提出清能的计划,欧洲更注重可再生能源,比如德国有光伏屋顶计划,还有一些沿海风电厂大型开发计划,还有一些国家生物质能的开发有自己非常超前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其实中国也在做。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的发展上,可能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东西,而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思路上和人家的差距不是很大,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的基础和别人的基础不一样,这个基础的差别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他们不需要再去建很多的高速公路,也不需要再去建太多的楼房,基础设施,像地铁、大的公交系统等等这样的东西,他们已经在工业化过程中完成了,而且他们的产业结构也做了调整,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变成世界加工业的中心,相当于他们高耗能的低附加值的这些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这部分已经完成了之后,他们再来做他们的可再生能源的节能的工作,我们现在又在高耗能阶段,还得做这样的东西,你包括你的节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但是同时你的工业是高耗能的工业,从重工业结构调整到第三产业结构,这个过程并不是立刻就能见效。
主持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特点,您觉得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陈冬梅:可能节能的方法没有哪一种的,只能说针对不同的能够有适合它用的方法,比如工业节能,节能分为三大领域,一大领域是工业用的,一个是建筑,这个建筑包括居民所用的,另外一块就是交通的,我们从三块来看看。
三块来看看,工业节能这一块,我们现实上能做的,我们的新的技术,这种新的技术新的加工工艺很大程度降低能耗,在工业节能还有另外一块,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工业的结构是不是还得调整,包括像很多的电解热、铝等等这样的高耗能的产业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很高的发展,这种东西是中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现在会有另外一个困境,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之路一样,他们把最难做的一块给发展中国家,我们把这一块往什么地方转移,这会是我们的一个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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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史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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