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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穿越20年的中国式新年盘点

  一份穿越20年的中国式新年盘点

  1986-2006:新年礼物之变

  

  

从walkman到MP3,礼物不但变得更好用,而且也更好看

   

如有台红白机作礼物,当年定会羡煞众孩童,但今天远远无法满足

  1986-1990:送礼就送日本货

  1986年元旦,12岁的杨磊拥有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块表:一块黄色的塑料壳电子表。这是妈妈花了30元(相当于妈妈月薪的1/4)托人给他从香港带回来的新年礼物,用一根同样颜色的尼龙绳挂在脖子上垂在胸前,很像运动会上裁判用的秒表。杨磊戴着它在学校里很是风光了一阵子——那时候,很多中国普通家庭拥有的电子产品仍然只有一台收音机。

不过杨磊很快发现妈妈给他的新年礼物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臭了街:同样的电子表,半年之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可以买到,价格只有5元钱。当时流传过一个说法:南边的贸易公司进口这种电子表,是用铁锹铲到火车站的地称上,一斤的价格是30元。

  20年过去,杨磊拥有过同样挂在脖子上的金属棒棒表,戴在手腕上的液晶屏电子表,卡西欧的石英表(大一的新年礼物),刚上班时的时装表和运动表,结婚时的浪琴自动机芯手表,但他很少戴它们。“有了呼机以后就很少戴表了,现在手机每天必须带在身边,为什么要在自己身上带两个计时设备?”杨磊说,“现在我只有在特别正式的场合才戴表,纯属装饰。”他说的后两样通讯设备同样是家人送给他的新年礼物:呼机是1996年的,手机是1999年的。“其实在我收到的所有新年礼物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块电子表。”杨磊笑着说,“因为它是给我一个人的。其他的礼物,比如14英寸的日立彩色电视,三洋的单卡录音机,玉兰牌的洗衣机,都是大家的。”

  杨磊的记忆在中国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中具有代表性:过去的20年中,电子产品占据了中国人新年礼物的重要位置,它们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往往是以给孩子的新年礼物为形式。在1980年代的前5年,它们可能是黑白电视和单缸洗衣机、傻瓜相机,在后5年,则变成了日本的双卡录音机、彩电和双开门冰箱。至于录像机,在1980年代末,3000元这样的售价导致它完全没有进入普通家庭的可能,只有一些中古货(二手货)和翻版的劣质磁带借助街头录像厅这样的渠道,在中国人记忆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日本货。

  1991-1995:每个人的惊喜

  但在1980年代出生的葛辉眼里,新年礼物则回归了它本来的意义:尽管仍然是电子产品,但它不再担负着家庭电器普及的重任,只是给孩子的一个惊喜。“我印象里的新年礼物好像都和玩具有关,是大人对小孩这一年来听话和好好学习的一种奖赏。”葛辉说,“比如小时候的遥控车和小火车,后来玩俄罗斯方块的掌机,插卡玩的学习机,傻瓜相机和随身听,我印象最深的新年礼物是1990年的红白机,230元,不过不记得牌子,应该是小霸王吧。”

  1990年,伴随着国产彩电的风光,中国内地市场卖出了300万台电视游戏机,而有分析认为当年市场的饱和容量是4000万台。至于学习机,则是1993年电脑为公众所熟知之后,小霸王等厂商给红白机配上软驱和键盘,当作一台最简单的电脑来卖——尽管它只能用来打字,但毕竟比真正的电脑便宜得多:1995年,攒一台486的价格,可以在今天攒两台液晶双核。联想当年的广告词是“如果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但1990年代中期的多数普通家庭,还远没有财力去消费一台个人电脑,这样的新年礼物实在太昂贵了。

  呼机也在这个阶段走进中国人的生活。1991年,上海首先开通了汉字寻呼系统,此后在大中城市遍地开花,但中文BP机的价格需要数千元,更多人的新年礼物,是一台更便宜的数字BP机。至于手机,也就是“大哥大”,绝大多数人只在港片中看到过。“我太太1991年元旦跟我去市场买了一部大哥大送给我做新年礼物,花了2万多元。”45岁的电子市场老板黄久明回忆,“电池特别耐用,几乎用一周也不用充电,拿在手里也不怕丢,就是太贵了,我做半年的生意才能赚回来。”

  这个阶段的另一个热门礼物是VCD,1995年,中国的VCD年产量只有60万台,价格普遍在2000多元,尽管VCD碟片已经降到25元,但主机的价格还是偏贵。所以,当1994年末世嘉土星游戏机发售时,成了当年最好的新年礼物,因为它可以播放VCD,只卖3000元左右,性价比相当高——遗憾的是1996年VCD年产量暴增到了600万台,转眼就卖到了白菜价,土星也随着PS的发售,被扫进了垃圾堆。

  1996-2000:呼机、手机和商务通

  在1990年代后期,送呼机作为新年礼物就显得不太合时宜了:每个城市都有不止一个寻呼台,交一年的台费就可以免费拿到一部中文寻呼机,“有事call我”成了都市里的流行语。到了2000年,据说仅联通寻呼的用户就有6000万,但此时另一个更酷的新年礼物出现了:手机。“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炒火了商务通,也炒火了手机,仅仅5年后,可以发文字短信的手机就彻底革掉了呼机的命。“1999年元旦,我太太给我买了一部当时机卡一体的长城CDMA,虽然花了3000多元,但是话费是2毛钱,发短信只要一毛钱,还是挺划算的。”杨磊说,“我的摩托罗拉呼机当时刚买了1年,花了1600元买的,最后上网到处发帖子,也没能卖出去,到现在还躺在我的抽屉里。”

  杨磊在1996年收到了朋友送的一种全新的新年礼物:上网。很多人仍记得1996年中关村的白石桥路口,瀛海威那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杨磊说,“朋友圣诞节就送了我这个新年礼物,但我直到半个月后才装上,报装的人太多了。”3年后,杨磊的新年礼物已经变成了日本带回来的尼康D1数码相机,而此时国内已经有媒体开始做数码相机的横向评测,不久之后,中关村终于可以买到这种不用胶卷的新玩意儿了。

  随着电脑的普及,电脑的配件,比如视保屏和音箱,也都曾是风光一时的新年礼物。另一种新年礼物也悄悄浮出水面:正版软件。1999年末金山的“红色正版风暴”曾经创造了元旦销量数万套的纪录,而在新年送出一个用大盒子包装精美的游戏软件、杀毒软件或是学习软件做礼物,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2001-2006:消费电子年代

  这几年杨磊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年礼物,但仍然多为电子产品,对他来说,现在似乎像20年前一样,又是一个电子产品大规模进入家庭的年代。他指着家里的家庭影院对记者说:“这个是2002年我送给太太的新年礼物,看大片非常棒。”而投影机则是2003年的新年礼物。2004年元旦他为太太装上了一套房间音响设备,可以通过MP3或者PC随时随地聆听音乐。去年,他搞定了家里的无线环境,送给太太的礼物是家里的第4台电脑:一部售价6000元的笔记本电脑。而太太送给他的新年礼物则包括单反相机、镜头套装和光电鼠标等。

  而对于杨磊的儿子,7岁的小辰辰来说,新年礼物最首要的因素就是要“酷”。他这几年收到的新年礼物计有:XBOX游戏机、PSP、Walkie-Talkie对讲机和电子琴。他希望今年的礼物是一台XBOX360游戏机,而给爸爸准备的礼物则是一部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iPod。“电动火车没什么好玩,”他说,“我希望妈妈能送给我一个idog。我会等明年攒钱送给她一个那种会扫地的机器人。”对于每一个中国消费者来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电子产品的降价,明年的新年礼物将更加值得期待,没有什么不可能。

  

(责任编辑:b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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