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对话

　　“技术绝不能单靠引进或模仿”

　　本报记者对话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

　　杜祥琬，中国应用核物理与强激光技术专家，曾主持核试验诊断理论和中子学的系统性研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院士对于“两弹一星”所孕育的自主创新精神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发展高端科技，绝对不能单纯依靠引进或模仿，必须自力更生、自我突破。

　　自主创新是必由之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两弹一星是浩大系统的工程，在研究中我们实现了哪些自主创新的突破？

　　杜祥琬：核武器、航天卫星的特殊性，注定了在这方面的攻坚很难依靠他人的力量，所以走自主创新是必由之路。之前有说我们做两弹得益于苏联的帮助，事实上，苏联给予我们的帮助非常有限：其一是浓缩铀技术方面他们给过一些指导；其二在原子弹设计上，他们给予我们一个教学模型。1959年6月，中苏关系全面破裂，苏联专家全数撤退，而那时我们的原子弹刚刚起步。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完全靠自己的专家继续研究。前几年，杨振宁在展览室参观时发现我们采用的是压紧型技术，他非常吃惊，他为国人能掌握这样的技术感到非常骄傲。中国靠40多次试验达成了国外上千次试验的结果。

　　南都：您怎么看待两弹一星研发过程中的领军人物的作用？

　　杜祥琬：上世纪50年代，我们在各科学领域的研究基础都非常弱。国家在决定做两弹之后，迅速在国内调集了100多员大将，他们都是各相关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技术骨干。比如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除了技术人员，还有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被抽调来做两弹的组织领导和“后勤保障”工作。1960-1962年是我国最艰苦的三年，为保障科研人员的吃住，他们下了很多功夫，而且从来都是一有供应就先提供给一线科研人员。历史会永远记得这些人。

　　“鸣放会”发挥学术民主精神

　　南都：当时有很多专家都是从海外专程归来，有些人甚至已经在一些领域有非常好的发展，是什么信念支撑他们毅然回国？

　　杜祥琬：当时的一批专家都是在战乱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所以，1950年代当我们要进行两弹一星研究，号召大家回来的时候，很多专家学者都怀抱一腔的爱国热情积极回国。像钱三强先生，当时在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做中子研究，回国之后成为两弹研发的领军人物，既是技术负责人也是组织协调人。再比如王淦昌，他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对中微子的研究等让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周总理邀请之后立刻回国，隐姓埋名改称王京，十多年兢兢业业倾力于国防科研。

　　南都：专家们各有所长，研究中出现意见分歧大家是怎样协调、决策的呢？

　　杜祥琬：两弹一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跟充分发挥学术民主的精神分不开。氢弹的研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如果说，在原子弹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前苏联的教学模型可以参考，那么在氢弹研究时绝对是白手起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了很多方案意见征询会(“鸣放会”)，会议非常民主，任何人都可提出想法、发表意见。经过多次“鸣放会”，最终形成可行方案，再进行下一步探索。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突破，我们走了两年零两个月，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走的时间都短，这是集思广益、集智攻关的结果。

　　尖端技术很难靠引进获得

　　南都：您认为，两弹一星精神对现今的自主创新有什么意义？

　　杜祥琬：在绵阳核物理研究院，有“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这样的题词，这个是当时很多人秉持的信念。我想两弹一星精神对于今天的自主创新，可借鉴的仍然很多：其一，要有强烈的自信心，有自信才能勇于挑战；其二，科学求实、脚踏实地、严谨治学；其三，多方制度创新，在可能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事。我们在很多领域都用引进的方式，而事实上，技术绝对不能单纯地依靠引进或是模仿。技术的引进只能在短时间内缩短差距，但是决不能依赖引进，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的道路。尖端技术是很难靠引进获得。既然两弹一星都可以本土制造，在其他科技领域上，也应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让世界瞩目的成果。

(责任编辑：史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