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时过境迁。4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提中国的“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心中或许没有涌起多少波澜。但在40年前，几多中国人为之欢喜若狂，彻夜难寐——中华民族，从那时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争气弹”。

　　我们愿意一万次不厌其烦地重温一个经典细节——1964年10月16日下午7时，毛泽东、周恩来戏剧性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面前。周恩来宣布：“两小时前，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所有在场的人先是一阵惊愕，接着便是狂热的欢呼、使劲地跺地板。

　　与此同时，万里之遥的华盛顿，无线广播报道说：“红色中国在大气层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白宫情报局长卡尔向约翰逊总统报告说：“那些国家正在讨论说现在应该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曾经的“老大哥”苏联耐人寻味地在翌日由塔斯社播发了只占三行字、不加评论的短消息。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成功

　　两弹一星：开创国防科技丰功伟业

　　历史是一面镜子，永远容不得抹煞。“两弹一星”的意义对于“红色中国”来说，无异于又一番的“开天辟地”。各种的档案文件都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个世界大国都已进入“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而当时的中国却连常规武器的制造水平也相当落后。新中国时常处于一种钳形包围中，备受威慑。美国原子弹甚至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咄咄逼人。“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解放初期，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人对我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说。以与天与地斗为乐的毛泽东，岂能被吓倒？“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经过新中国成立几年的经济恢复，中国的工业和科研获得一定的发展。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中央审时度势，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1956-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一项“重点任务”，毅然做出了发展核事业和人造卫星的战略决策。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

　　共和国功臣戈壁建奇功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研制出的，当时中国人民为此勒紧皮带，饿过肚子。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许多科研用的元器件靠手工一点点打磨出来。五十年代末，天灾人祸同时重重地撞击中国大地，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然而，硬是凭着一股为国舍命的精神，共和国的功臣们在蓬断草枯的戈壁沙漠、马革裹尸的古战场一次又一次地建立丰功伟业：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产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用“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集中概括了“两弹一星”研制人员的崇高精神。

　　攻克国际尖端技术

　　“两弹一星”都是高科技，是当时国际尖端技术前沿，不掌握深厚的科学理论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只靠拼命是拼不出来的。中国科学家们要一切从头做起：探矿采矿，选出氧化铀，再从其中分离出只占0.7%的铀-235，经浓缩后才能使用。核装料、引爆装置、中子源、反射层和外壳的设计、制造都有大量物理、化学、力学等理论和技术关键需要攻克。而当时，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见过原子弹。至于人造卫星，对他们来说更是全新事物。要把研制“两弹一星”的计划变成现实，其挑战性之大可想而知。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些科学家的名字：邓稼先、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郭永怀、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周光召、钱学森……

　　“力学专家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和他的秘书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的腹部间是一个皮包，里边装着他们在此前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他们自己被烧死了，但这些成果后来被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著名科学家杜祥琬至今仍清晰记得“两弹一星”功勋人员之一郭永怀的感人事迹。杜祥琬在40年后的今天，在评论“两弹一星”精神时说，“要制度创新”、“集中力量办事”、“自主创新”。

　　40年前，伴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美丽的蘑菇云腾空而起；40年后，“神六”飞天，我们再次看到类似的一幕。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中国人民释放出空前的自信心。发轫于“两弹一星”的中国国防自主创新，一直以来激励着科技领域不断“攻城略地”，也激励现在和将来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自主创新。“两弹一星”所蕴涵的丰富创新精神，将永远促使国人前赴后继，继往开来。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情，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1958年，邓稼先在对妻子许鹿希说完这段话之后，满怀着报国的热情和自信去到二机部报到了。这一年中国开始了理论核物理的基础研究，而他正是被选中做这个项目的人。邓稼先知道：所要面临的任务是巨大的吸引，也是巨大的挑战。而这个挑战在他后来生命的20多年中都一直都伴随着他。

(责任编辑：史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