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引起各方强烈关注。国家林业局一官员辩称，对野生动物狩猎权进行公开拍卖，有助于“阳光审批”。迄今为止，这是有关部门所能给出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了。

　　除了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其他诸种事务，总是“阳光”好过“暗箱”。如果野生动物无论如何都得被杀，那么公开地杀就好过偷偷地杀。国家林业局官员在列举公开拍卖狩猎权的好处时，就曾举例称，“一个县政府的干部，一个冬季就能猎杀8至15头盘羊，数十万美元，就被他们招待出去了。”言下之意，如果把这些盘羊由县政府干部偷偷地杀，改为外国狩猎者公开地杀，国家就能坐收数十万美元收入。被谁杀都是杀，干吗不让这些盘羊死得有“价值”些呢？

　　似乎不无道理。但是，卖钱不是野生动物的最高价值，公开也不是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最高要求，对野生动物给予有效的保护，才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更高职责所在。如果各种非法盗猎和政出多门的合法狩猎，已经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则经公众和政府授权负有保护职责的林业部门，应该加大保护力度才是，而不能仅仅以“阳光”代替了“暗箱”，就以为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应该承认，保护野生动物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在种群保护与适度狩猎之间、公开核准狩猎与非法盗猎之间、统一拍卖狩猎权与暗箱性质的计划分配狩猎指标之间，都有动态而微妙的平衡关系，由于掌握信息并不充分，一般公众和舆论很难就此作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一项以公开、合法猎杀野生动物为标的的拍卖，除了拍卖形式的公开，还必须以充分而公开的理由，说服公众相信“猎杀正是为了保护”才行。遗憾的是，国家林业局官员迄今为止所给出的理由，都还不足以说服公众相信这样的逻辑。

　　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对猎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着严格的规定，其所列举的允许猎捕的情形中，只有第六款所称“为调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可作为支持此次公开拍卖狩猎权的理由，林业局官员也正是以此作为此次拍卖行为合法的依据。但此次拍卖中，15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也作为“指标”被列入拍卖对象，其理由则是相对于6000头的保有总量而言，减少15头也不足以威胁其种群。于是，《条例》中“必须猎捕”的最高要求，实际上已经被“可以猎捕”的最低标准所取代。其他如“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小”的原则，其逻辑的基点，也是试图在“不威胁”野生动物种群与实现狩猎产业利益最大化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与以猎杀手段“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实，保护野生动物也不必走入绝对化的死巷，在严谨论证、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合理开放狩猎市场并非不可，为了给保护野生动物事业增加经费而计算狩猎收益也并不可耻。但是，要有充分的依据和严谨的逻辑，说服公众接受“猎杀正是保护”的逻辑才行，否则一面以“必须猎捕”为名将一级保护动物羚牛列入狩猎名单，一面却又宣称它们“很受外国猎人的欢迎”，公众的质疑就不可能消除。

　　8月11日，国家林业局发言人宣布，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与舆论监督，完善拍卖条款，原定于8月13日在成都进行的该项拍卖延后，今后择机进行。舆论暂时说服了政府。但愿延后的结果，不是让政府部门放弃“阳光”重新回到“暗箱”，也希望再次拍卖时，公众的疑虑能得到解释。

(责任编辑：史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