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与精神境界

　　科学研究给人的愉快就是最大的报酬

　　一个人要想作出一些成绩，除了有过硬的技术本领，敏锐的市场头脑外，还要有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毅力。

二十多年前，我是处在创造高峰、并工作在第一线的小人物。我提出跳过第二、三代照排机，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时，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能跨越，有人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我提出字形的数学描述时，有人不信地说"这是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我想起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克雷曾经说过，在他未成名时，当他提出某个新思想时，别人总会说"Can't do"（做不成），而对此最好的回答是"Do it yourself"（你自己动手做）。所以我从1976到1993这18年中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工作。我深深体会到，献身于科学技术就没有权力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在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的过程中，有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居里夫人说过，"科学的探讨研究，其本身就会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酬报"。 获奖固然高兴，但更使人激动的是看到用户在大规模地使用方正系统：海外的华文报社每天用方正系统出版600多页各类报纸；上海文汇新民集团800台PC机联成网络，采用方正报业一体化解决方案，系统高效地运行……自己研究的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这就是最大的酬报。

　　要善于"延迟满足"

　　提出"情绪商"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曾做过一个"延迟满足"的实验，找了一批四岁孩子，给他们每人一块糖，并告诉他们若能等主持人回来再吃这块糖，则还能吃到第二块糖。戈尔曼悄悄观察，发现有的孩子只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迫不急待地把糖塞进了嘴里；而有的孩子则很有耐心，而且很有办法，想出作游戏啦、讲故事之类种种方式拖延时间，分散注意力，最终坚持到主持人回来，得到了第二块糖。戈尔曼又对这批孩子14岁时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表现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晚吃糖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早吃糖的平均高出120分，而且意志坚强，经得起困难和挫折，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个实验说明，要取得大的成绩就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为当前名利所诱惑，能按社会需要不怕挫折、坚持不懈奋斗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今天科研成果产业化成为时尚，大家会说，北大方正和王选"名利双收"，但人们很难想象最初的十年间我们是何等的艰苦。当时大学和科研院所流行的是写论文，提职称，出国进修；从事激光照排艰苦的工程化和商品化工作很不得人心，根本看不见名和利的前景。但激光照排的难度和价值强烈地吸引着我，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汉字是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印刷的现代化理应由中国人来完成，这些促使我为之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我坚信成果产业化是国家的需要，将成为主流，所以逆流而上，终于成功。

　　我很赞赏欧美科学界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我也很欣赏北大学生的一种说法："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北大有一个博士生，一直埋头学术研究，有一次去赛特购物，看到那里的商品价格昂贵，而自己却襄中羞涩，竟对走过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怀疑。1985年我家中还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我已多次去香港和国外，有一次在香港看到高级商场中一些人在买高档首饰，尽管我当时工资很低，没有奖金，但我忽发奇想："将来会证明，这些买高档物品的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我一下子感到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后来我把此称为"精神胜利法"，但这与阿Q完全不同，是对知识价值的高度自信。

　　领导者的风范

　　中国古代讲究"立大志者要修身"，提倡律己和宽容。"小不忍则乱大谋"、"宰相肚里能撑船"、"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等古代名言今天仍有价值。在中国的国情下，一个集体能否形成团队精神，往往与该集体的领导人的品质有很大关系：领头人过分追求名声和地位，就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下属功劳归到自己帐上，从而引起内部矛盾，狂妄自大、听不进不同意见，做错了事不承认，谋私，心胸狭窄、记仇，分亲疏，只想自己成功、不愿或不支持同事成功等等，都会影响一个团体的凝聚力。古人提出"帅才三忌"，大意如下：

　　第一忌：陷入不该自己管的具体事务而不抓大事；

　　第二忌：分亲疏，即提拔和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同、 甚至于溜须拍马的人， 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

　　第三忌：不把下属的荣誉和成就看作自己的荣誉和成就。

　　孙子曰："将者，智、仁、敬、信、勇、严也"。周光召院长根据科技战线的将才要求，作如下解释和发挥："智以择向，仁以服众，敬以招贤，言以必信，勇以夺魁，严以律已"。我认为这是一个领导者所应具备的风范。

　　企业的兴衰与领导人的品德也有很大关系。联想总裁柳传志解释过领导企业的九字方针"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强调其中"建班子"指"打造一个以德为主的领导班子"。惠普新任女CEO卡莉上任伊始，便对领导班子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需要成为大胆、勇敢、有信心、现实而又乐观的人，要灵活、沟通能力强、适应变化、可亲近、思维清晰，在前进路上能准确瞄准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绝对诚实。"宋任穷更总结出选拔干部的名言："德才兼备、提拔重用；有德无才，难当重任；有才无德，以济（助长）其奸"。

　　面对国外的激烈竞争，现在特别需要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发展民族高科技产业的人才，要想成为将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参照上述标准要求自己，也许是有好处的。

　　"围棋"、"桥牌"和"麻将"三种作风

　　美国华人中流传一种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 用“打麻将”形容某些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方式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头，日本人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或交通不便。"打桥牌"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风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当然这类中国人是极少的，但既然有"打麻将"这类比喻，和"一个中国人很厉害，二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不可怕，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更好对付"这类说法，总该值得我们反省吧!

　　拿计算机软件设计来看，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常常也不是一人，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近20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限制了某些年轻人更大的发展。前面提出的戈尔曼等美国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发现，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二成，而其余的80％的决定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把后者称为"情绪商"。美国一位科学家指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具有特别高的智商，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也即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我们应学习美国的无拘无束、自由开放的研究气氛和开创精神，也应学习日本的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宽容、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更大。

　　"伏枥老骥"与"甘当人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三国时代曹操的《龟虽寿》一诗中的名句，当时曹操五十多岁。长时期来这首诗激励了人过中年、进入老年的各行业的专家学者，发扬老当益壮，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贡献。然而，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这类新兴学科领域内，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人过中年，步入老年时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固执己见，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严重损失。一个著名例子是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王安生于1920年，他在28岁时发明了磁芯存储器，1951年独自创办了王安实验室，即王安电脑公司。1964年首次推出台式计算机并开始研制文字处理系统。70年代王安公司的办公文字处理系统在美国市场上独占鳌头，标志他事业的最高峰。王安一生获40多项发明专利，里根总统授予他全美杰出人士荣誉奖，美国著名发明家纪念馆把王安列为与爱迪生、贝尔等人齐名的美国第69位大发明家。但是这一杰出的"老骥"在年过花甲时还是犯了错误，除了人事方面的失策外，王安公司在技术方面未能跟上个人计算机普及、开放性和兼容的大潮流，犯了一系列错误，最后导致王安公司的申请破产。王安于1990年去世，临死时虽然公司尚未申请破产，但已跌入了低谷。

　　因此，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应该重点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华、有潜力的小人物。我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文献看得多，在第一线上实践多，所以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已处在国内的前列；但当时我是无名小卒，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幸运的是我常常能说服别人，有时也不得不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绕过这种干扰。今天我已63岁，却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名人"。名人与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前几年，我在四川出差时，曾看到报上一篇文章，我很欣赏，文中说：名人用过的东西，是文物，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了。其实，名人与凡人没有截然的差别，例如我这个“名人”，现在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和上机更远不如年轻人。对于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所以1993年我就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支持年轻人进行科研创新；同时努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

　　伏枥的老骥一般都有很强的事业心，总想在晚年继续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心态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把这种雄心更多地落实到扶植新一代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上去。所以我认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2000年8月3日

　　 ---选自《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责任编辑：苏昌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