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诉英特尔垄断案是历史的先声，是中国IT业的革命。它吹响了中国企业冲破跨国公司技术垄断，摆脱技术依附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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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国信息产业就象一个瘾君子，坠入技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去引进”的怪圈，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越陷越深。

　　幸运的事，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4月3日，北京东进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该公司于3月23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对英特尔公司提起的诉讼，其诉讼请求包括：请求确认《英特尔软件许可协议》中关于软件许可使用条件的限制性格式条款构成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请求确认《英特尔软件许可协议》中关于软件许可使用条件的限制性格式条款无效。

　　那么《英特尔软件许可协议》为何物呢？一言以蔽之，它就是英特尔技术垄断的一个工具，按照该协议，英特尔公司通过其中国地区代理商销售相关软件产品时，用户只能将该项软件与其相关硬件产品结合使用，而不能将其与用户从第三方购买的硬件产品进行结合使用，从而限制了用户从其他渠道购进并使用相关的硬件产品，以及从其他来源获得类似的或与其竞争的技术。

　　有人认为这是东进（东进信达是深圳东进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年初英特尔起诉她侵犯知识产权案的“绝地反击”，笔者认为事实远过于此，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司用法律手段控告一家大跨国公司的非法市场垄断行为，它吹响了中国企业冲破跨国公司技术垄断，摆脱技术依附的号角。

　　东进诉英特尔垄断案是历史的先声，只有在中国IT发展的大历史中，你才能理解它的革命性——

　　1904-2004：悲剧的再生

　　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讲到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华利益，以中国为鱼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同窗们当时都义愤真膺，大有雪此耻而后快的感觉，全然忘记了那是历史。长大后，始知当时中国在工业革命中掉了队，脊梁挺不起来，所以才受此大辱！

　　2004年是日俄战争开战100周年，就在这一年，一场经济领域的中国市场争夺战正在激烈展开。就象绝大多数媒体都对日俄战争都保持沉默一样，人们似乎没有理解英特尔和AMD逐鹿中国的真正意义——中国在信息时代正重复着1904年的悲剧，中国国内所谓的IT巨头不过是金玉其外的OEM（原始设备制造商）而已！

　　表面上波澜发端于联想背弃合作多年的合作伙伴英特尔，背后则是PC处理器双寡头英特尔和AMD之间激烈竞争。两家公司分别成立于1968年和1969，多年以来总是AMD向英特尔发起正面的进攻，但总是无法撼动英特尔为棵大树。1993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的AMD在前十年几乎毫无建树，这种情况一直到最近才改观。去年3月26日，AMD与方正电脑结成战略同盟；6月9日，联想集团推出基于AMD处理器的“锋行”V系列家用电脑，8月3日推出基于AMD低端处理器的“圆梦”系列低价电脑。“AMD在中国市场的OEM合作伙伴包括国内厂商曙光、方正、联想、紫光、厦新、宏基、京东方、以及国外厂商IBM、惠普、Sun等等。”AMD乐观地表示，“全球已经有两千多家软硬件开发商、OEM和分销商宣布支持AMD 64位技术。”

　　面对AMD的步步紧逼，英特尔也不甘示弱。在联想宣布推出2999元低价电脑之后仅一个星期，英特尔与国内第三大PC厂商清华同方联手在“共鉴市场变迁、同绘PC未来”研讨会上向外界展示二者的亲密关系。清华同方计算机系统本部总经理李健航直言不讳地批评联想2999元PC是不负责任的产品。“一款产品是否应该推出？值不值得推出？推出后能否成功？关键所在，不是看价格，而是看其能否真正满足消费者的应用需求。用户购买PC产品的目的是应用，如果只追求低价不讲应用，买回家的只是废铁。”他认为只配备AMD低端的Sempron芯片和128M内存的联想2999元电脑很难顺畅运行Windows XP系统。站在背后的英特尔对自己一手扶持的联想的批评则含蓄得多。“与国外相比，中国PC市场存在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应用的滞后，一味地拉低产品价格的做法将导致国内PC市场陷入恶性循环。”英特尔中国区总经理杨旭如是说。

　　英特尔才是中国IT业的教父，他总是站在中暗处兴风作浪。事实上英特尔培植的OEM远非联想一家，除了联想还有在奔4电脑上独领风骚的TCL，在安腾处理器上抢先一步浪潮，最近一番风雨是海尔笔记本，它拿到了英特尔第二代迅驰芯片。

　　中国IT厂商怎么会沉沦到打工仔，中国IT市场又是如何成为跨国公司角逐的战场的呢？这要从中国IT发展的历史说起。

　　1956年，新中国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之中。依照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年8月，成立了由华罗庚教授为主任的科学院计算所筹建委员会，并组织了计算机设计、程序设计和计算机方法专业训练班，派出一批科技人员赴苏联实习和考察。当时冷战的铁幕已经徐徐拉开，在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原苏联为我们提供了计算机的核心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计算机研制和应用的骨干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959年国庆节，104计算机宣布完成，速度达到每秒一万次，它是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共生产了7台，当时我们许多重大科研课题都用了104机，其中包括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科学计算。

　　开始时，苏方认为在中国研制计算机条件不成熟，建议我国派出科研队伍去苏联成立研究室，在苏联研制出第一台大型机。我们很快意识到，中国需要的不是一台先进的计算机，而是一支中国自己的研发力量。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研制，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科研、工业生产、应用和管理的基地和队伍。历史证明，选择在中国自己研制计算机是正确的，它确保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和苏联交恶之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仍能高速发展。1960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1963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机研制成功；1965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DJS-Ⅱ”型机的操作系统编制完成。1959到1965，这是中国IT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国内有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与苏联剑拔弩张，但中国的计算机已从“仿制” 走向用国产元器件自主研制，从第一代电子管机跨越至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第一代IT工程师们的丰功伟绩！

　　十年动乱对中国现代化，对中国IT业的发展是一场灾难，当世界范围内信息时代的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开始落伍了。就“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整体水平，我曾问1961年就进入中科院计算所，参与了109机、109机研制的倪光南先生。他告诉我说，当时世界上能够自己研制计算机的就是美国、前苏联、法国、英国几个国家，我们和他们没有很大差异，我们也是比较先进的，至少和英法的水平差不多。

　　依照摩尔定律，芯片上所能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会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翻。那么这对浪费10年光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中国IT界元老金怡濂先生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曾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大型计算机。在花费巨资购买机器的同时，还被迫花钱“聘请”两个“洋监工”。卖方明确规定：中方不得将机器派作他用；不得接触机仓内的核心部件；开机、关机，必须由外方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在大机房内还隔出一间小控制室，并规定该控制室“中方人员不得入内”——对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这是怎样的耻辱啊！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中国IT业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根据中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现状，我国将计算机发展重点转到微型机上，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组装的同时，积极开展国产化工作。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改为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全国计算机发展规划。1983年1月，在北京召开计算机工业长远规划专家座谈会，制定了“六五”、“七五”和2000年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的长远发展规划。

　　同时，我们意识到中国科研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在“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方针的指引下。1980 年10 月 23 日，陈春先在中关村创办了民办科技机构“ 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陈春先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 40 余家，营业额 1800 多万元。也是在这个时候，1984年11月，地处关村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宣布成立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的前身。

　　联想集团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IT业发展的缩影。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严重缺位，这家依靠中科院计算所数十年的技术储备，承载着中国IT界无数精英光荣与梦想的企业是如何失去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从一家高科技企业转化为一家OEM的。

　　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亲子，创业者和技术全部来自计算所。公司成立初期，它继承了计算所的成果，所以只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联想式汉卡的产品化。1985-1987年，公司累计营业额是0.911亿元，利税2970 万元， 利税率达到29.7%，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很快，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多种型号的联想汉卡、电脑主机板、联想电脑、联想激光打印机、程控交换机等产品。1992年，中科院发文嘉奖说：“公司成立8年来，共研制开发出381项高新技术成果，获得科技、经济奖励的有60余项，其中联想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机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经过全体职工的艰苦劳动，目前的联想集团已初具规模，成为一个技工贸一体化的外向型产业集团”。

　　曾经有十年时间，联想的两位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能很好合作，共同实现科技产业化，一时在中关村传为佳话。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倪光南对上市过程提出了异议，由此两人产生了严重分歧。作为一位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倪光南希望加大包括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在内的研发力度，把握计算机和通信融合的机遇，依靠联想已经开拓的大市场，坚持科技产业化的方向。而柳传志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认为联想的力量不具备大规模研发实力，至少这种研发存在较大风险，从一贯支持倪光南的科技计划转到一概反对倪光南的科技计划。随着二人矛盾的表面化，倪光南于1995年被免职。此后，联想的科技骨干纷纷离去，芯片设计、程控交换机等项目纷纷夭折，公司也不再设“总工”，科技开发战略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陷入瘫痪状态（1995-1998）。直到1998年柳传志发表了“贸工技三级跳”的著名文章，联想从此开始走上了“贸工技”"的不归之路。

　　联想继承了计算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其结果却成为一家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这是怎样地令人痛心啊！不能将一个国家在某个产业上的失败归罪于哪个公司，但是通过对联想集团的研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国家产业政策严重缺位导致的恶果——八十年代中国IT业黄金时代过早的结束了，从此中国IT业进入了漫长的跨国巨头争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