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看看论坛里面的许多贴子，就明白首钢惨败芯片的症结所在了：

　　——首钢积极进取电子业，本身不是坏事，但是首钢的高层绝大多数是以冶金、机械、矿业等重工业为本行的专业干部，干电子行业，谈何容易。

　　——当初钢铁形势不好去投芯片，结果是钢铁形势好了没赶上；现在钢铁形势好了，倒回来投钢铁，结果钢铁又过剩了。首钢的决策就这样随意。

　　——首钢技术情报工作所起到的参谋作用也十分有限，甚至不能提供详尽的科技情报资料供高层参考、决策，更不能提供详实、有力的资料来否定不切实际的领导意图。

　　——首钢还是好好干一下钢铁，才是正经，国家规划的新材料高新技术项目，超强钢也是一个重点，技术含量不比什么芯片低，为什么不去好好做一下呢？

　　——国家的钱，当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现在不同了，体制已经转变为股份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每项决策给股东带来何种利弊，亏了股东的钱，要秋后算帐的！应追究决策和管理者的法律责任！

　　群众都能想到的问题，为什么决策者就想不到？为什么就不能多走走群众路线？决策者一时头脑发热，盲目在首钢搞芯片大跃进，结果，败局是无可挽回地注定了。

　　对于一个走向市场的企业来说，首钢公司放弃了自己的芯片业务，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打得赢就上，打不赢就退。但是，为投资8英寸芯片项目而募集的18亿元，只剩下2.5亿元，那15.5亿元是不是打了水漂？

　　这个重大损失由谁来承担？这项决策失误的责任由谁来负？

　　有人提醒说，首钢内部肯定会有一些相关人员受到批评或撤职，但是不会影响高层人员的地位。

　　结局可能如此，但这恰恰是最根本的症结。决策者一拍大腿，十几个亿的项目就上马了；项目一失败，处理几个相关人员就能了事，这在国内已是司空见惯。

　　4年前，芯片热聚然升温，京沪两地同时上马4个大型芯片制造工厂，四大项目总投资超过46亿美元，超过了此前30多年国家投资集成电路所有大小项目投资额的总和。除了京津沪三地，天津、西安、广东佛山、四川成都、乐山……芯片企业在大陆全面开花。

　　当时的许多口号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我国的芯片将不再依赖进口！”

　　“北京要做世界‘芯’脏！”

　　如此气冲牛斗的口号，听起来是那么耳熟。远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姑且不说，单说改革开放以来，就有80年代的“彩电热”、“冰箱热”、“汽车热”，90年代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等，每一次热潮过后，结果总是，国家的白花花银子付诸东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大决策失误的教训太深刻了。有据可查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有上千亿的投资因决策失误而造成无可挽回的浪费。比如：全国的彩电生产线利用率只有45％；冰箱、洗衣机生产线利用率只有40％；汽车生产线开工率只有58％；棉纺闲置三分之一，相当于120至150亿的投资未发挥作用；铝材生产厂230多家，从国外引进的挤压机150多台（套），设备利用率只有20％；全国易拉罐年需求量最多不会超过50亿只，而耗费巨额外汇引进的易拉罐生产线年产量已超过100亿只；自行车行业因盲目引资合资而陷入困境，全国75家骨干生产厂约50％亏损，40％的生产能力放空或产品积压。更有甚者，河南中原制药厂、中州铝厂投资33亿，分文未赚，负债高达65亿。

　　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弊端之一，即：投资融资决策不科学、不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因而造成失误。人们对因决策失误而报废的工程，有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称其为"三拍工程"。所谓"三拍工程"，意思是说，这些工程从立项到建成，决策者是先拍大腿，后拍胸脯，再拍屁股――拍大腿是冲动上马，拍胸脯是盲目自信，拍屁股是推卸责任。

　　中国人喜从众，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群众的热情再高涨，决策者的头脑也不能发热。拥有决策大权的地方领导抓经济一起哄，就要坏事。一些地方为了局部利益，往往置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于不顾，不惜血本讨好外商，大上芯片生产线。结果，许多项目上马之日，便是惨败之始，外商溜之乎也，地方守着烂摊子，徒唤奈何。

　　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境外投资者来中国大陆投资，无不是利用地方政府吸引投资的焦急之心，投机取巧。芯片企业投资动辄十几亿，甚至上百亿，一旦出现重大投资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一个18亿的投资项目失败了，最后竟然找不到决策者是谁，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个"玩笑"未免也开得太大了！

　　决策失误还有许多更深层的因素：

　　唯上不唯实。许多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只对上级领导人负责，就是不对群众负责，不对由他拍板的某一项目的结果负责。

　　“政绩意识”太强。决策者只图眼前，不顾将来，动不动就搞“最大”，主观上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客观上一不小心，往往就祸害了一方。

　　监督失灵。决策时总得有人最后拍板，谁来拍板？现行的领导体制决定了，非一把手莫属。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监督。一把手的权力失去监督，一项重大决策的成败胜负皆系于一把手之身，这是何等的令人担心？在我国，法律对重大决策失误者的制裁，也缺乏最起码的力度。

　　中国芯片业的发展之路极其艰难，过去是，现在和未来仍然还是。究其实，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的缺陷，而是管理体制上的弊端。

　　无论美国硅谷，还是台湾新竹和新加坡的白沙园，投资主体大都来自于民间。在我国，高风险的芯片业，应不应该由政府（纳税人）来承担风险，值得深思。

　　我们希望，中国芯片业多一些创新，少一点浮躁，决策之前，冷静地听听专家的分析，仔细地论证一下可行性，少一点冲动，多一点理智；少考虑一点自己的面子，多想想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怎么还会一误再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