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华峰 顾建兵 陈宜飚 香港 北京 上海报道

　　4月21日，为期一天的第1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在华盛顿结束，中美双方就多个领域达成了协议。针对本次商贸联委会的相关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张小济、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讯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美国汉密尔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李成。

　　实力决定3G未来

　　《21世纪》：这次中美会谈还提到了3G标准的选择问题，是不是美国在3G的选择中有太多的利益？

　　陈金桥：中国政府承诺将在采用3G标准方面保持技术中立，而国内电信服务提供商可以自行根据需要选择标准，政府部门将不会介入有关的谈判中。国外很多公司都是私有产权为基础，欧盟只是把一些利益通过行业协会来表达，然后政府来建议，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可以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承诺是有弹性的。

　　还有个现实的问题是CDMA，3G这一块欧盟主要是WCDMA，美国主要是CDMA2000，美国高通在这一标准上有很多的专利，中国本身也有TDS—CDMA，这些厂商实际上在背后激烈地较量，因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这些厂商不仅在技术层面，商业层面来较量，而且也想通过政治层面来施加压力。

　　《21世纪》：中国政府的承诺会不会对中国的TDS—CDMA标准的发展带来影响？

　　陈金桥：其实担忧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的是赶紧把开发进行下去，缩小技术上的差距，让我们应用的厂商有信心。这种承诺也只是意向性的，离执行还是有差距的，而且政府从技术上来引导也有国际惯例。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在3G上肯定会用国际的标准，而且TDS—CDMA本身也是一个国际标准，这是无可厚非的。美国担忧的是中国政府不让厂商用CDMA2000，我们不要过于担心，还是要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

　　《21世纪》：中国的信息产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了，此前美国一直是这个领域的霸主，那么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摩擦会不会越来越多？

　　陈金桥：其实这也是根据实力的变化来做判断的，以前我们只能完全听命于它，只能买它的设备和技术，现在中国的实力上升了，可以扩大生产反攻它的市场，可以制定标准了，国外厂商当然会不舒服，所以才要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谈判，我觉得以后摩擦一定还会有。而且今后在标准方面的争执会层出不穷，但是我觉得每次只能达成妥协，因为欧美和中国谁也离不开谁，市场是高度一致的，欧美的企业可以做标准，中国企业当然也可能做，只是看谁的实力最强，妥协只是策略主要还是看实力。

　　推迟WAPI的利益分析

　　《21世纪》：这次引起国内反响最大的可能是无限期推迟了WAPI标准的实施，你认为政府的让步是处于什么原因？会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负面影响？

　　张小济：对于WAPI，甚至连一种让步都谈不上，国家推行一种行业标准是对的，但如何推？是强制执行还是通过市场选择？这些都是需要考虑，行业标准很多并不是官方的，国际商业是多种多样，在这一点上，不仅政府之间有不同看法，就是专家之间、不同中国企业间意见也不统一。我们应该允许其他贸易伙伴对我们还没有实施的政策提出异议，更何况这个政策我们自己国内还有不同意见，我们应该让企业来说话，让市场来判断，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利益让度，中国并没有把真金白银拱手送出去。

　　陈金桥：这里涉及到很多利益的权衡，这次达成协议并不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归纳成为一句话，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问题，从产业的局部来看，特别是无线局域网这个产业来看，推行国内标准对国内肯定有利。

　　要说负面的影响，其实大家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失望，但是对现实利益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影响的只是潜在的利益。我们一些国内厂商响应得比较积极的，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技术改造，但真正入选的企业已经做好准备的并不是很多，很多也都是在调整期。

　　总起来看，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标准赛跑的问题，因为Wi—Fi联盟本身国际的厂商比较多，很当厂商是先做产品再做标准，换句话说，是通过市场来形成一些标准，然后通过行业协会或者国际组织来确认的，但是我们国家不一样，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产业和国家主管部门相结合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

　　《21世纪》：从技术或者产业的角度来看，WAPI是否还不是很成熟？

　　陈金桥：我同意你的看法，但并不是说这个标准永远不会成熟，一个标准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规范，实际上为了标准，我们会放弃掉一些创新，为了安全、互联和消费者的利益，一些标准会把很多东西固定下来。

　　但是反过来说，标准并不是要完全成熟才实施，技术标准的成熟实际上跟产业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GSM和现在的3G也是这样，永远是在不断地完善，如3G就有各种不同完善版本。

　　但是我们WAPI的一些标准，并不是最核心、最基础的标准，只是一些应用的标准，那些最核心的知识产权并不在我们的手中，掌握在上游厂商手中，Wi—Fi联盟说要控制输出芯片，那我们做的这样下游的标准就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标准会有一个谁是核心、谁是外围，谁是上游下游的区别，目前我们掌握的筹码并不是特别多，要害的是我们能不能坚持住，这个过程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利益，最后是产业实力的较量。

　　张小济：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客观地看，从消费者角度讲，我已经买了这种电脑，我当然希望它的功能能继续使用。如果强制改标准，我会怀疑是不是这个政策故意让我多花钱？这完全是个商业问题，不用把它上升至政治层面。

　　中国一直积极保护知识产权

　　《２１世纪》：我们承诺对知识产权的盗版加大打击力度，并且要扩大刑事处罚的范围。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反盗版问题上有了新的更为积极的态度？

　　张小济：国内本来就一直在积极地反盗版，但是在具体执行（如现场勘查）以及司法解释上大家还有很多争议，比如是不是超过一定金额就要判刑，以及如何理解法律条文的问题。这次我们的表态不是说中国会采取一种新态度，而是更强调打击力度。

　　国内对于反盗版是早有共识的。根据我们研究中心的调查，国内企业普遍要求加强司法、公安以及刑事方面的打击力度。企业和政府都觉得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能解决问题。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中国之所以缺少自己的品牌，就是因为商业侵权太厉害，很多企业投资开发产品、创造价值后，品牌价值却得不到回收。可以说，反盗版对中国来说更为迫切。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待研究的地方。比如网络侵权问题，转载了别人的文章是不是就要付费？这还涉及一个度的问题。科技的传播、知识的传播是需要鼓励的。我们特别要防止走过头，形成垄断，从而扼制创新，扼制了小企业的发展。

　　陈金桥：实际上每次同欧盟和美国会谈都强调这个问题，这只是旧话重提，我们做出一些承诺而已。
国内之所以有软件盗版，主要原因在于产业规模不是很大，原创性不是很强，所以出现盗版，造成整个产业出现恶性循环：没有盗版市场起不来，有了盗版产业起不来。

　　美国本身出口利益比较多，它是软件大国，所以希望我们来治理盗版，实际上我们一直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李成：对于知识产权，有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中央政府一直是反对盗版，地方政府，我不是说省一级的，可能一些市一级，或者更低一级的，有时号称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不仅眼开眼闭，而且还纵容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