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C网又给了我们一种增长点，给了我们超越竞争对手的机会。 |
2003年是联通CDMA上马一年后检验结果的关键时刻，也是王建宙接替杨贤足任联通董事长的第一年，再加上联通面临着两网如何迈向3G的关键问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是联通的焦点之年。12月29日，联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建宙向本报记者透露，2003年联通业务收入增长了30％，资本市场聚焦的CDMA业务第3、4季度已经实现盈利。他如此解释这种含义：“虽然仍不能弥补全年的亏损，但越过盈亏平衡点就是联通CDMA一个重大的转折。”
“C网给了我们超越的机会”
《新京报》：作为香港恒指成分股之一，联通的风吹草动经常对联交所大盘走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资本市场肯定现在关心2003年联通的业绩，能否透露一下？
王建宙：我现在没法说准确数字。联通的工作会议将在1月5日开始召开，工作会议上的数字也是个预计数。我只能说，到去年11月底联通的收入增长是36％；到12月，这个数字我想是30％，只会在此之上。
《新京报》：作为联通的新业务，CDMA最受关注。有个说法，今年联通CDMA已经过了增长最困难的时期，您怎么看？
王建宙：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只能说去年CDMA业务过了盈亏平衡点，现在是收入线高于成本线了，这点应该说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再退回去了。
《新京报》：CDMA的发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王建宙：资本市场最关心的就是CDMA网盈亏平衡这个点有没有过，现在，这个点肯定是过了，第三季度CDMA业务的发展已经越过盈亏平衡点，第四季度的10、11月已经实现盈利，12月份也将实现盈利。也就是说，CDMA业务已经实现扭亏为盈。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联通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新的业务在第二年的第二季度就做到过了盈亏平衡点，这是我们预期的，但很不容易做到。
另外，从战略上来说，我们的两网协调发展取得预期成果。去年C网为联通总收入贡献了30%的增长，虽然GSM网仍然是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但C网又给了我们一种增长点，给了我们超越竞争对手的机会。
不会为追求数量而扩大成本
《新京报》：我们前年年底已经能大概知道去年整个CDMA的用户发展数量为700万，但是去年很奇怪，一直没有听到消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想知道CDMA明年的规划。
王建宙：联通CDMA前年是700万的目标，去年我们制定了1300万的数量，坦率地说，上半年完成得不算好，主要的原因是非典的影响。下半年则很不错。到现在来说，应该说达到1300万不太可能了，因为上半年一个月只增60多万。
《新京报》：投资者会怎么看？
王建宙：投资者最害怕的不是说放号放多放少，而是害怕为了达到1300万的数量，公司大量采取手机补贴，大量增加成本，然后才达到这个数量。
《新京报》：联通今后是否会为了追求数量而补贴采购手机？
王建宙：我去欧洲路演的时候，明确告诉投资者，由于非典的影响，要达到1300万这个目标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不会为了追求数量而扩大成本。听完后，投资者觉得非常好，几家投行改变了对我们的评价，他们把原来的评级从负面变成了正面，股票由卖出变成了买入，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联通管理层把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数量放在第一位。
整个下半年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精神，我们第一要效益，但是数量也是不能放的。正因为此，联通在资本市场不仅没有因为非典而减收，反而增收了，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
今年我们不想宣布放号计划了，因为国外所有上市的运营商没有宣布自己每年放号多少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年我们实现的CDMA用户增长的目标会高于今年。
《新京报》：CDMA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联通上市公司是否会收购母公司的CDMA资产？
王建宙：这个主动权掌握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认为收购了对提高上市公司的效益有利，那就可以收购。具体来说，就是联通新时空盈利了，上市公司也盈利了，这样就可以收购。联通新时空还没赢利，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收购。
双模手机的关键是量做大
《新京报》：外界对联通上马双模手机传得沸沸扬扬，联通对于上马双模手机有何战略考虑？
王建宙：双模手机的发展对联通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觉得有三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就是让GSM用户可以享受CDMA1X的数据业务；第二就是，CDMA的用户可以到GSM制式的国家和地区去漫游。第三个用途，能互相弥补两网覆盖不足的问题。
《新京报》：联通对双模手机市场有什么样的预期？
王建宙：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因为老是有人抱怨，用两个手机，实在不方便。我们得看到这种市场需要。
《新京报》：双模手机的进展如何，听说已经开始采购，采购数量能否透露？
王建宙：双模手机的样机已经出来了，在2004年1月份就会有一个准确的产品。它是插两个卡的，一个是GSM卡，一个是CDMA卡，这样可以倒换。现在表示有兴趣的厂商有很多。
目前主要准备工作是网络建设、手机终端采购、销量的测定以及整个业务流程等。网络建设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建设网关。
我们总体是想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就是六七月的时候正式向市场推出。
《新京报》：双模手机是否已经有了品牌名称？
王建宙：高通原来给双模网络取名ＧSM 1X，但我们现在给它改个名字，就按照它真实的名字，叫G＆C移动双模系统。
双模手机的名称，原来很多厂家建议我们用WORLDPHONE，但这个名字译成中文“世界通”太一般了，现在叫各种“通”的业务太多了，所以，我们定双模手机中文名为“世界风”，英文叫world wind。
《新京报》：双模手机的价格是否会很贵？它未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王建宙：我在香港的时候大家都问价格怎么样？价格没法说，因为批量不知道。但是，由于采用的是同一块芯片，总体价格不会很高。如果订购达到30万－50万左右的量，那么它的价格比同类的CDMA手机高15％－20％。
双模手机的推广关键是量做大，量做大以后，价格就能够降下来。如果价格降到跟普通的手机差不多，那么推广就很简单了。
《新京报》：双模手机在一个手机上插着两种卡，资费是否不好计算？
王建宙：从理论上来说非常简单，因为你虽然插着两张卡，但如果G网工作的时候就是G网资费，插C网的时候就是C网资费。当然，也不排除有资费套餐。
《新京报》：对于双模手机，不知道联通如何具体促销推广？
王建宙：我们总体的方案是希望完全按市场化机制去运作，当然，也有必要在某些阶段来引导市场，包括拉动市场。不过，我们还是鼓励用户自购手机来入网。
不会随着小灵通降价
《新京报》：您对联通固话发展的前景怎么看？
王建宙：就目前的固定市场来说，发展得最快的就是宽带入户，宽带入户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但联通没有优势做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没有铜线光缆，拥有铜线光缆的是固话运营商，他们只让自己用。
我们现在想的是，联通的固定通信必须是有联通特色的，如果我们跟其他的运营商做一样的东西，那毫无疑问，我们没有优势可言，而且再投下去也是一种浪费。
《新京报》：联通在固定通信上具体有哪些方向？
王建宙：视频会议和可视电话系统应该说就是联通固定通信的优势，因为我们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网络；而且，视频会议目前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产业，谁都可以切下这块蛋糕。
第二个要做的就是互联网业务，要把联通的很多手机用户变成互联网用户，利用我们的业务优势进行捆绑式的服务。
第三就是合作，因为我们没有铜线光缆，我们不可能千家万户地建光缆，我们也不可能千家万户地去买有线电视的网络进来，惟一的方法就是合作，包括与有线电视、宽带网接入商的合作等。
《新京报》：小灵通如此便宜，大家很关心联通会不会因此降低资费标准。
王建宙：小灵通与GSM、CDMA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产品，所以，对联通这样的移动电信运营商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小灵通的低价而把自己的价格降下来, 不要跟着小灵通去降价。事实上到现在为止，移动电话的增长并没有因为小灵通而放慢了速度，最可怕的就是由于害怕小灵通分一部分市场而把自己的价格降下来，我想联通不会这样做。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郭冬颖
联通十年 角色质变
联通董事长王建宙一见到记者就感叹：2004年是中国联通成立的第十年。但是，对这十年的关注难以限于联通本身，因为联通只不过是一个活标本，见证的是电信业十年变革。
从通信业的进程来说，联通首先反映的是移动通信甩下固话后来居上的态势。据信产部统计，截至2003年11月，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7亿，而固定电话则只有2.55亿。
联通在成立之初，最引人关注的是其所承担的打破中国电信独家垄断角色。
但让人惊讶的是，现在联通受到香港资本市场的热捧不是因为这种电信改革“革命者”的角色，而是因为它与中国移动共同形成了“双寡头垄断”。垄断能产生效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海外上市国企都是寡头垄断企业。
在电信业，独家垄断备受质疑，寡头垄断却是普遍认可的规则，发达国家都是每个基础电信领域指定两三个运营商。所以，联通自己现在再也不把打破电信垄断经常挂在嘴边，他们可能认为联通在电信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尽管有原邮电部入股，“血缘”上算是亲子，但联通股权多元化却使其一直被视为“庶子”。多年来，联通也一再呼吁原邮电部和信产部改变这种看法。然而现在，联通显然对自己已经跻身名门正宗感到满意。
2003年，54岁的王建宙由总裁成为董事长兼总裁。这个变数若换在3年前进行，肯定让联通受到资本市场的震动，但现在却被视为平稳过渡。
前任董事长杨贤足实际上是63岁多才退居二线。他之所以坚持到2003年年中，是因为联通需要他的高官经历和背景来坐镇。
杨从1990年起任原邮电部副部长，王建宙本人也担任过很多年的省级邮电局局长和原邮电部司长，他们的这种背景帮联通免去了许多政策歧视。作为新运营商，几年来若没有这种背景的高官坐镇，也许联通就没有今天。
杨贤足背景的重要性反映了电信业的牌照经济特征和封闭垄断性。但现在，联通高管背景开始出现变化。此前，像联通元老级副总裁吕建国等都是出身于原邮电部司长级人物，地方省级联通公司经常挖同级邮电局高层来任职，但前年联通第一次招聘10名“海归”任部门总经理，去年则全球公开选聘两名集团副总裁。职业经理人的登场显示信产部高官背景任运营商高管的现象逐渐淡化，运营商的政策风险终于越来越小。
联通成立于1994年，王建宙说，在2004年联通还会再做一次总结。应该总结的是从联通看电信改革的成功与教训，虽然电信改革也有众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应该说属电信业改革最早，也最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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