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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琦凯
以万亿元人民币计的中国3G（第三代移 动电话）市场到底采取哪种制式，是当前产业界的最大悬疑之一。
“迷糊，不知道该听谁的，有话也不知道找谁说。”一位电信业内资深人士向《财经时报》抱怨，“自从6月底3G方案回炉再造后(详见《财经时报》第522期)，峰会开了那么多，各部委的人都开始出来说话，3G的事儿，谁都想插一手。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不管3G方案进展如何，但必要的透明性还是要有吧！”
而这，也正是最近境外媒体质疑中国3G决策的要害所在。
《财经时报》记者数周来对一系列3G决策流程的采访结果显示，中国电信业内相当一批资深人士，对国家3G决策流程均知之甚少，这其中不乏在信息产业部工作多年刚刚退下来的司局级官员。所谓的几位知情人士，提供给记者的决策流程竟大相径庭。而置身其中的知情者则一再拒绝记者采访，不愿透露任何消息。
当3G决策流程缺乏必要透明度，业界人士的判断便失去了基本依据，业内流传的只是种种毫无根据的猜测。而把不准政府决策的脉搏，电信设备商就只有选择豪赌，运营商对待3G也变得日渐淡漠。
尚存的两个专家组
下面这个名单十分重要：
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副司长张新生、国家发改委许勤副司长、科技部冯记春司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东南大学教授尤肖虎——这是记者获知的，在3G决策基础方案制定过程中具相当影响的人物。
较为可靠的消息是，自6月底3G方案回炉之后，中国还同时存在两个专家组，制定3G基础方案。分别是：信产部组织的、侧重于技术的3G标准小组；以及侧重于产业发展的中国3G领导小组。这两个小组，成员均在10人左右，包括政府官员、电信专家、经济学家、四大运营商代表、国内设备商代表。至于两个小组日常如何沟通协调，尚不得知。
在此之前，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曾组织过一个3G规划专家组，由中国移 动总工程师李默芳领头，这个小组是中国3G政策设计最初的班底。该小组下分设四个小组：运营商组、制造商组、科研组以及经济组。去年11月，在向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提交3个3G备选方案之后，小组正式解散。
《财经时报》获知：现在的两个小组中，信产部3G标准小组组长为信产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信产部科技司副司长张新生应在其中起关键作用；而中国3G领导小组组长为科技部司长冯记春，成员包括发改委副司长许勤、东南大学教授尤肖虎。曹淑敏应兼跨这两个小组。
信产部小组的最初方案，应在信产部党组会议上讨论通过。由于发改委级别较科技部、信产部高半格，相信应由其牵头，通过方案。
决策力在哪
资深人士告诉《财经时报》，现在，两个小组均已形成相对成熟的3G方案，但两个方案存在明显利益冲突，因此僵持在那里。最终的协调方肯定是国务院主管领导。而最近几次的3G峰会上，各个部委都发言，表达自己的利益倾向，目的就是希望能对决策者施加更多的影响。
而最近业内传出，科技部把国产标准TDS-CDMA当做其对中国科技最大的贡献之一，它强硬表态“如果TD-SCDMA不搞了，中国就别搞科研了”。这更透露出中国3G利益几方之激烈较量。
“而等到了更上层，决策者就会站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考虑3G的问题。而且，外国政府和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微妙变化的影响就显得更为突出。”一分析人士称。
中国电信的两次拆分，中国联通上CDMA95这样的决策，更多体现的是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而不是国内某个群体和行业的利益。
而在这其间，地位最尴尬的莫过于信产部。作为3G政策的具体制定和监管部门，在庞大的3G产业决策中，其影响力相对微弱。无法早决策，拖着晚决策却又受到“不作为”的斥责。
记者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最近又提出了第四种3G制式。虽然具体情形尚不得知，但可以推断的是，中国3G方案出台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而就因为这些复杂变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应也阻碍了中国3G决策流程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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