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各国家政府间的交往将越来越趋向于政治的层面上，而经济上的交锋则完全体现于企业间的竞争。虽然政治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企业的竞争力，将成为所有变数中最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为后发展国家，制定一个完美的、完全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策略的机会实在是太小了，因为游戏规则是由掌舵者制定的，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获得发展的同时，把负面的影响减到最小，这就是后发展的代价。

　　如果人们一旦赚到了一大笔钱就想揣在兜里回家，那就说明市场机制出现了问题。市场应该具有让有钱人不断投资的魔力，去填充可能获取更大利润的诱惑。

　　中国的IT产业中有不少人赚到了钱，他们起初往往被认为是“生活在边缘”的民营企业，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钱用来干什么，会用来继续投资吗？之所以感兴趣，并不是想窥探别人的隐私，而是因为“干什么”不仅取决于他个人的偏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随着“知识经济”在国内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IT产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涉足其中，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投资机制，从而造就出力量强大的投资机器正在成为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产业政策上，比以前国家为了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而制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三减三免”之类更重要，也更复杂。因为今天的产业现状使我们怀疑：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是不是扶到了点子上？

　　作为发展中国家，资金仍然是束缚产业发展的第一瓶颈。我们国家大多数人对利润主流的认识转变，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资金密集型产业，不过是几年前的事，现在又要马上转移到IT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来，在速度上实在是快了一点，让人有点难以接受。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是对人的技术能力要求高、技术成本的比重大、管理的作用至关重要，但这里资金的重要性其实和资金密集型一样高，只不过为了与纯粹资金型分开而专门取这样的名字。

　　无论如何，企业的竞争力增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改革开放十几年到今天，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种种不合理配置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彰显出来。尤其是这两年，国有企业改革和权力市场化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资源分配及国民收入不公平等问题成为经济改革的瓶颈，也成为上至理论界、下至平民百姓都在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最近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作者何清涟通过对中国当前诸如腐败、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地方恶势力以及黑色经济等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陷阱的条陈缕析，表现出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深刻反思。

　　然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分析与解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深化改革过程中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节流”，失之则经济改革将是一场“竹篮打水”，但同时，“开源”也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应该受到同等或更有甚之的关注。因为从中国如果有朝一日经济改革成功、真正跻身现代化强国之列倒推，其必要条件一定包括拥有一批含金量极高的企业，这些企业将至少具有下述特征：拥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完善的知识创新体系、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的极高的企业竞争力。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但在跨越诸多“现代化的陷阱”的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去构造能产生“新血”的经济体制，让有希望的企业能在其中生发壮大，成为健康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社会肌体细胞。

　　那么，这种新的“造血机制”如何构造呢？

　　从理论上讲，政府通过制定不同倾向的产业政策、税收制度等政府行为，可以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造成三种倾斜：藏富于国家、藏富于企业和藏富于民。

　　“藏富于国家”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和人民都只拥有少量的财富，企业的管理、销售、再投入、再发展等等都由政府介入，统一计划、统一调配，企业没有自我规划发展的权利和责任，只需要完成国家的计划；人民也无需积累财富自己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其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都由国家福利性供给。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可以更快速的发展经济，但是在现实中的发展结果却也有目共睹。当然，藏富于国家的体制也不一定必然是计划经济，也有发展得好的，比如北欧丹麦、瑞典等国，但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我们的国情和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国后几十年的试验，单纯的藏富于国家，依赖国家来解决一切问题，实践证明显然不是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其弊端我们都感同身受。

　　“藏富于民”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不再搞平均主义，鼓励人们发家致富，然后自己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生活问题，国家也籍此“民富”而致“国强”。在改革开放初期，“藏富于民”极大的释放了被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了几十年的生产力，这十几年的发展给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第一代富裕起来的是成为“个体户”的社会上的无业人员，第二代是“下海”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第三代则相当多是“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藏富于民”的政策并没有朝着我们所预想的那样，使财富向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流动，“该富起来的”并没有多富，“不该富的”却富了，于是打破了普遍贫穷带来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到今天，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阻碍经济起飞的重要程度。并且，财富向个人集结，对社会的贡献只是增加消费力等间接作用，对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对聚集财富并承担随之而来的社会责任并没有直接有效的作用。当然，这里的意思绝不是反对个人富裕，而是说，仅仅为了个人富裕而去不择手段的发展经济，这种富裕是不稳定的，从广东沿海许多突然富裕起来的农民整天无所事事、吸毒、赌博又败了家，或者是许多素质不高的暴发户前几年积累了一些财富，转眼间投资失败又赔了进去就不难看出。应该追求的是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个人的富裕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也是必然会带来的副产品，这样的富裕才会持久和稳定。

　　“藏富于企业”是指利用各种政策和制度降低企业的费用，扶植企业界使他们财力雄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竞争优势。“藏富于企业”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美国企业界占有国家最大的财富，但所缴税款却不到10%，相反，占有国家资产不到10%的受薪阶层却承担了国家90%的税收。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使企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使企业的所有者为了避开个人所得的重税，不把企业的财富转为个人所得，而是留在企业中作为发展用途（详细论述可参见本刊1998年3月16日第2期P7版“美国企业为何能不断壮大”一文）。相反，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负担的责任太重，“费大于税”等等现象不能根本解决的原因复杂，但很大程度上是认识上的问题，例如传统观念认为企业这个法人既有钱便应多负社会责任等等。企业在不堪重负下很难发展壮大起来，而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越来越开放，企业的发展就越来越困难，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对于私有企业，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公开的鼓励过私人企业聚集财富，但也没有有效制约过企业的所有者把企业财富转入个人户头，好象一私有就完全是他私人的事了。比如有的私有企业产品适销对路，赚了大把的钱，但企业的所有者并没有把钱再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那么这些钱其实就是他个人的财富，而不是企业的财富，企业变成了一个造钱机器。只有把这些赚来的钱再投入到建设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完善的知识创新体系和市场上的可持续的竞争力等等上去，才是真正的企业财富，这样的企业也才对社会真正有益。

　　软件、信息服务等都是知识经济的代表性产业，但有些靠产品经营发展起来的IT企业，由于缺乏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资格而面临着向下一个台阶跳跃的瓶颈。比如像用友这样的公司，他们应该获得足够的重视，应该在上市融资方面得到同等的待遇，因为一个企业的价值最终要由市场来评判。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最知道如何利用资源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所以，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应该具有最多的可支配资源。

　　“藏富于企业”其实是一种“逆向思维”，虽然这其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外资企业等等，但不这样做，企业就发展壮大不起来，国民经济的新的“造血机制”就建立不起来，我们只能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限于本文的容量，对这些问题在此不做过多的讨论，希望引起有识之士对此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