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志／文

　　克隆人出世的消息越来越像一个骗局。它遭到众多国家政要与宗教领袖的一致抨击，但争论依然持续不断——我们没有看到克隆人的庐山真面目，克隆出来的只是大量言辞的灰尘。许多媒体含糊其辞的叙述姿态表明，在这件事上，它们只是热衷借机炒作，并不惮于充斥一点“恶意的快感”，因为并没有人追究编辑记者的伦理责任。

　　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也陷入这场争论。他们公开支持克隆人研究，呼吁中国“迎头赶上”，立场鲜明，一时成为炒作与被炒作的主角。这些优秀科学家的存在，一直是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一个理由——他们时刻关注着时代的趋势与需求，在专业研究与自由思想的双重诉求中并未偏废——但是现在，由于他们对克隆人技术的诸多回护，令我们惶恐有加。

　　据报载，向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由于技术的不成熟而在原则上反对克隆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某些赞成克隆人的人有荒唐言行而反对克隆人也是不能接受的。他指责一些人“反克隆人是反科学”。他的表述有些武断，但我们宁愿相信何老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清晰、简捷的目的，他认为那些反对克隆人的人“对于科学的进展有一种恐惧的心态”。

　　何祚庥将克隆人技术与诺贝尔发明炸药相提并论——炸药杀死了多少人我无从统计，但炸药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肯定要超过它的负面作用。他的理论基点是，对科技的不同应用和评价实际上反映了不同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任何科技的发展总是在使一些人受益的同时危害另一些人，而科技本身不应对“双刃剑”效应负责，不能因为“双刃剑”效应而去反对某种科技研究，只能反对其有负面效应的应用。

　　在学术领域，伦理学家是目前反克隆人的主要力量。但何祚庥先生认为，伦理学有阶级性，“当前国际社会存在极为复杂的阶层，各自利益互不相同。伦理学研究是附于不同阶层或集团的，中国人的利益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就不尽相同，伦理学的这种阶级性是伦理学家往往回避的一个问题。一些国家或集团为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利益，要把他的伦理学标准上升为世界规范。”“世界并没有统一的伦理学，伦理学不能凌驾于人类发展的利益之上，不能凌驾于科学发展的利益之上，不能凌驾于中国人发展的利益之上。”

　　还有科学家表示，一个国家首先掌握某项重要技术，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拥有了优势与主动，而后发国家可能因此承担无法估量的损失——我们不搞克隆人，坐等先进国家搞成了，一旦发现该技术的落后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极其不利，再想急起直追就为时晚矣！

　　何祚庥等科学家善意的言论表明，他们是坚定的技术主义者、伦理阶级论者，或者说，是具有使命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观点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在公众之中获得相当认同。但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诸如克隆人这样的应用科学技术，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被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裹胁，必将对人类——当然包括我们的国家——带来生存安全上的严重威胁。如果这种工具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行动没有约束的极端组织手中，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破坏力，就不能制止其负面效应的应用，就不能排除出现培育所谓超人的情况，而那种对人类生存的操纵欲望实际上是种族歧视的最新表现，它所引发的各类所谓“净化”人类的思想，是对人类尊严的空前践踏。

　　现实世界的混乱与无序一再告诉我们，我们尚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了全人类利益有组织地利用克隆人之类的“尖端”成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拥有一种国际解决方案，需要通过长期的、诚恳的努力创造共同信任的环境。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往往利用自身的影响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安全，运用理性、宽容和谨慎来解决人与知识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狂热投降。如果我们的科学家还在用冷战思维代替科学精神，用纯技术思想遮蔽人道主义的底线，就不可能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带来安全、宁静与福祉。

　　其实，中国有更多的科学家坚决反对以生殖为目的的克隆活动，但在科学范畴中滥用冷战思维的现象，决不止克隆人一端。我们认为，无论是作为社会观察者还是作为技术发明者，科学家对时代的干预首先应该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我们认为，围绕克隆人的争吵，不应该只是让我们有机会再做一次思辨游戏。